然而，就在此時，中國內地爆發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並很快波及香港。1967年年底，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並觸發了香港的“五月風暴”。
香港人心惶惶，從而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第一次較大的移民潮。這使得剛剛出現一線曙光的香港地產業，再次轉入迷霧籠罩之中。
這次移民以有錢人居多，他們紛紛賤價拋售物業。新落成的樓宇無人問津，整個房地產市場賣多買少，有價無市。地產商、建築商們無不焦頭爛額，一籌莫展。
擁有數個地盤、物業的李嘉誠也是憂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時刻注意聽廣播、看報紙，密切關注著事態的進一步發展。
李嘉誠從香港傳媒上得到的全是“不祥”的消息。但他明白，香港的“五月風暴”與內地“文革”有直接關係，李嘉誠也通過一些渠道看到了內地一些群眾組織散發的小報，他從中獲悉，8月份內地春夏兩季的武鬥逐漸得到控製，趨於平息。據此看來，香港“五月風暴”也不會持續太久。而且，李嘉誠堅信，世事紛爭，亂極則治，否極泰來。
正是基於這樣的分析，李嘉誠毅然做出了“人棄我取，趁低吸納”的曆史性戰略決策，並且將此看做千載難逢的拓展良機。
於是，李嘉誠在整個大勢中逆流而行，在整個地產行市都在拋售的時候，他卻不動聲色地大量吃進。
此時，許多移居海外的業主，急於把未脫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廠房 賤價賣出去。李嘉誠認為這是拓展的最好時機，於是他把塑膠贏利和物業收入積攢下來，通過各種途徑捕捉售房賣地的信息。
李嘉誠將買下的舊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產低潮時期建築費低廉的良機，在地盤上興建物業。李嘉誠的行為確實需要非凡的膽識和氣魄。不少朋友都為他的“冒險”捏著一把汗；同業的地產商，也在等著看他的笑話。但李嘉誠依然不改初衷，繼續逆潮流而行。
這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大的地產危機，一直延續到1969年。曆史又一次證明了李嘉誠的判斷是正確的。
1970年，香港百業複興，地產市場轉旺。這時，李嘉誠已經聚積了大量的收租物業。從最初的12萬平方英尺，發展到35萬平方英尺，每年可獲得的租金收入即達390萬港元。
李嘉誠成為這場地產大災難的大贏家。他利用過人的膽識，把別人臆想的災難變成了自己的機遇，這也為他後來成為地產巨頭奠定了基石。
有人說李嘉誠是賭場豪客，孤注一擲，僥幸取勝。或許隻有李嘉誠自己心裏清楚，他的驚人之舉，含有多少賭博成分。
應這樣說，在這場夾雜著政治背景和人為因素的房地產大災難中，無論是誰，都難以對前景做出準確的預測。因而，說李嘉誠的決策有十足的把握是不現實的。
客觀地說，李嘉誠的行為是帶著冒險性的，說是賭博也未嚐不可。
但是，李嘉誠的賭博是建立在對形勢的密切關注和精確的分析之上的，絕非盲目冒險。
那麼，他的判斷依據是什麼呢?
李嘉誠認為，任何一個行業，都有它自己的高潮與低穀。在低穀的時候，相當大的一部分企業都會選擇放棄。有的是由於目光短淺而放棄，有的是由於資金不足等各種各樣的原因而不得不放棄。這時就應該靜下心來認真分析一下，是不是這個行業已經到了窮途末路，是不是還會有高潮來臨的那一天。
如果這個行業仍處於向前發展的階段，僅僅是由於其他一些原因才暫時處於低潮，就應選擇在“別人放棄的時候出手”了。這個時候出手可以少走很多彎路，從而以比較低的成本獲得較高的收益。
俗話說：無風險不成生意。因此，做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十拿十穩，多少會有一點冒險成分。風險有多大，利益就有多大。這就需要根據各種情況進行分析。一些膽子大的商人，隻要有五成勝算就敢冒險；膽子小的，非有八成以上勝算便不敢采取行動。一般來說，風險與利益成正比。前者敢於冒險，很容易倒大黴，也很容易暴發；後者比較穩妥，卻難以快速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