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官王素曾勸諫趙禎不要親近女色，宋仁宗說：“近日王德用確有美女進獻給我，現在在宮中，我很中意，你就讓我留下她吧！”王素說：“臣今日進諫，正是恐怕陛下為女色所惑。”宋仁宗聽了，雖麵有難色，但還是命令太監說：“王德用送來的女子，每人各贈錢三百貫，馬上送她們離宮，辦好後就來報告。”王素說：“陛下認為臣的奏言是對的，也不必如此匆忙辦理。女子既然已經進了宮，還是過一段時間再打發她們走為妥。”趙禎說：“朕雖為帝王，但也和平民一樣重感情。將她們留久了，會因情深而不忍送她們走的。”
一天，宋仁宗退朝回到寢宮，因為頭癢沒有脫皇袍就摘下帽冠，呼喚梳頭太監進來替他梳頭。太監梳頭時見宋仁宗懷中有一份奏折，問道：“陛下收到的是什麼奏折？”趙禎說是諫官建議減少宮中宮女和侍從的。太監說：“大臣家裏尚且都有歌伎舞女，一旦升官，還要增置。陛下侍從並不多，他們卻建議要削減，豈不太過分了!”宋仁宗沒有接口。太監又問：“他們的建議，陛下準備采納嗎?”宋仁宗說：“諫官的建議，朕當然要采納。”太監自恃一貫為皇上所寵信，就不滿地說：“如果采納，請以奴才為削減的第一人。”宋仁宗聽了，頓然站起呼喚主管太監入內，按名冊檢查，將宮人29人及梳頭太監削減出宮。事後，皇後問道：“梳頭太監是陛下多年的親信，又不是多餘的人，為何將他也削減？”宋仁宗說：“他勸我拒絕諫官的忠言，我怎能將這種人留在身邊!”
宋仁宗的善於納諫還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來朗朗“青天”？在擔任監察禦史和諫官期間，包拯屢屢犯顏直諫。有一次，宋仁宗想給最寵愛的張貴妃的伯父張堯佐升官。結果在殿上，宋仁宗正準備下達任命張堯佐的詔書，包拯便站出來上言，陳述不應給予張氏任命的理由，長篇大論，很是激動，唾沫都濺到了宋仁宗臉上。宋仁宗有些生氣，說：“豈欲論張堯佐乎？節度使是粗官，何用爭？”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氣：“節度使，太祖、太宗皆曾為之，恐非粗官！”宋仁宗不得不收回了成命。張貴妃遣宦官探問，得知包拯犯顏直諫。等宋仁宗回到宮中，張貴妃迎上前去，又想為其伯父美言。宋仁宗用袖子擦著臉不耐煩地說：“汝隻知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知包拯為禦史乎？”張堯佐最終沒能當成節度使。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譏，還是被噴上一臉唾沫星子，宋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而且對提意見者絕不打擊報複，有時甚至會安撫有加。一個“懼怕”大臣的皇帝，才能培養出賢臣名士、清明政治的土壤。
宋仁宗一朝不僅出現了包拯，還出現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範仲淹、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被譽為“戰神”的狄青。而宋仁宗慶曆初年由範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雖然最終失敗，卻為王安石的變法起到了投石問路的先導作用。
公元1063年3月辛未日，宋仁宗趙禎病死於汴京宮中福寧殿，廟號仁宗。宋仁宗在位42年間，宋朝進入鼎盛時期。國家太平，邊境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文化發達，人民生活安定。宋仁宗當政期間，政府正式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官交子”（相對於“私交子”而言）。
宋仁宗死亡的消息傳出後，“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他的死訊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至於“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裏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