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4 小龍房間裏的魚
我是魚
小龍房間裏的魚
其實你從沒有看過我的身體
其實它和靈魂一樣一樣美麗
五
一、為什麼要在冬天唱歌
冬天快到時，我終於有了一個自己的樂隊。你知道，在北京城，是個人都會有樂隊，而且多數還是朋克。所以說，有一支樂隊並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不管怎麼說，我耐心的等待並沒有落空，我有了一個吉他，一個鼓，一個貝司，另一把節奏吉他我自己彈——那是樂隊中唯一的非電聲樂器，由於我的無能，它的聲音總會被電聲的噪音無情地吞沒。
下午，我要騎車兩個小時，穿過幾個高校和立交橋，路越來越偏，橋越來越窄，到三環邊上一個名叫八裏莊的地方，有一個租下的地下室，我們和外地的商人、民工、妓女一起排練。晚上我還要一個人騎車回去。我還要在學校裏上課，偶爾到某個電腦公司混事兒。和所有的無產階級一樣，我自力更生，然而並不為此自豪。我穿過城市的地鐵站時總是由衷地感到虛弱。到了周末我常常攝取大量的麵包，一直吃到要嘔吐為止，從而獲得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滿足。這和一個風流的小報記者從他的女同事碩大的乳房上得到安慰的原理是一樣的。
當我在主幹道上逆流狂奔的時候，我知道這與我想象的糜爛生活相差甚遠。這個冬天我在奮發圖強地看舊書，村上春樹、杜拉斯、馬爾克斯和張愛玲，一切色彩豔麗和淒涼的故事，都和一個末路窮途的小資產階級的心情暗中謀合。我還想寫風月小說，這回不要那麼生硬和陰森，應該是溫暖和豔情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個士大夫和一個南方的獠族女子，一個房地產記者，一個拯救地球的女博士，看起來很庸俗，實際上也可能很庸俗，什麼東西到我手裏都會變得難以置信地庸俗。今年我終於發現自己毫無寫作的天分，想象力枯竭，詞彙貧乏，一到男主人公和不同的女人做愛時我就卡殼，因為我不知道肉體的差別是不是類似一隻橘子和一隻蘋果的差別，還是一隻南方橘子和北方橘子的差別。這個城市的所有單身漢幾乎都有一張大大的雙人床和成打的避孕套，可是他們都拒絕回答我的問題，不知出何居心。所以我處處卡殼。
我隻好唱歌，不停地唱歌。
我是殺人的人/我是被殺的人/我是殺人者的妻子/我是他的幫凶
事實上，交流幾乎是不可能的。在傳達自己的意圖時，我總是膽怯和猶豫不決。我們在《現場》這首歌卡殼了。我羞於提及我的企圖，可能這件事情根本就是漫無目的的，是任性和徒勞的。“開始是陰森的、若有若無的哼鳴……自言自語，然後‘啪’一聲全打開，噪，緊張、恐怖……在殺人；然後是民間送葬的嘹亮、高昂的嗩呐，喜慶的，然後是溫柔的小調，撫慰死者……”我徒勞地打著手勢。
我們麵麵相覷。
送葬是什麼樣子的？
我曾經在清晨聽過。在一個偏遠的小縣城，有人死了，是個有錢人，吹了三天三夜。很高興。人死了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中國人的生死觀很奇特，然而莊子的鼓盆而歌業已失傳。
本土的，熱烈的送葬。美麗和歡快。這樣的冬天。
“要用七和弦。”貝司說。可是這與和弦無關。
我和貝司打了一架。
他不知說了句什麼，我罵了他，他罵了我。我拖著吉他撲了上去，被他在頭上打了一記。
我哭了起來，很大聲。眼淚掉在地上。我沒想到眼淚這麼巨大，大得讓我充滿了好奇。
最後我抬頭嫣然一笑：你打我做什麼，我又不是你老婆。
鼓手年齡最小，業務最好，所以被我們寵愛。他失戀後迅速墮入了另一場戀愛。我幫他買來素雅而美麗的信紙，我們一起為它的第一封情書出謀劃策，一起對那個年方十七的女主角進行嚴密的心理分析。一個地下室的女人總喜歡跑過來，在吉他手的身上摸來摸去，並大驚小怪地尖叫。
其實早已經不是戀愛的季節了。E-mail裏總是寫著：新郵件0封。夏天女孩子的藍色長裙，地鐵站裏曇花一現的擁吻，公共汽車上透明的陽光，情人頭發裏殘餘的香波氣味。總是到了秋天我才會明白，幸福是永遠的烏托邦。我總是來不及對幸福做出規劃，包括做飯、洗衣、購物、做愛。清晨我像一個民工一樣穿過淒冷的街，那條街的名字叫幸福大街，我因為對幸福心懷鬼胎而神色倉皇。
偶爾，排練回來我會經過一個教徒的家。他有黑澤明、伯格曼、阿莫多瓦以及數不清的CD。他完全可以活在一個色彩絢麗的充滿聲音和顏色的世界裏。鍋裏歡快地煮著白粥，他坐在我對麵，默默地遞來一本小小的箴言錄。第三十八條，他說。
第三十八條是主對我們千篇一律的告誡，不要沉迷於欲望之中。
我想，為什麼他不站起來，邀請我和他一起上床呢？屋裏這麼溫暖，床這麼潔淨，而我又那麼寂寞，那麼地需要安慰，我一定不會拒絕的。
然而他隻是靜靜地坐在我的對麵。墮落也是需要資本的，必須有一點姿色，一個豐滿的胸部和一點點廉價的香水。而我隻能麵無表情，用幹巴巴的聲音唱歌。
沒有人看到你所說的那種更為美好的生活，我說。
大一的時候，我想嫁給一個攤煎餅的人；大二的時候，我想和一個修自行車的人結婚。
現在，我隻是希望每個周末都有巧克力吃。
你看，我並不是那種有很多奢望的人。
在為自己辯護的時候，我知道自己其實欲壑難填，貪得無厭。我唯一的信仰是巧克力。在燈火通明的超級市場，我常常被這些過於豐厚的物質感動得熱淚盈眶。我犯了所有的過錯：貪、嗔、癡，但從來不思悔改。
臨走前，我給他留下一塊廉價的巧克力。
同事在我對麵吃飯，我很少見到他，因為我很少上班。大大的圓桌上隻有我們兩個人埋頭吃飯。突然他說，我很想念女友的身體。
我說，你可以去找她，
我找不到她，他說。
為什麼？我心不在焉地吞下一塊排骨。
因為她死了。
我尖銳地笑起來，不要這樣嘛，這樣很好笑的。
我們一起去坐地鐵，路過繁華的琉璃廠，華燈初上，大街上轟鳴著當下流行的歌，還有主持人甜得流蜜的嗓音。
請你為我唱一首歌，他說，我們曾經哭泣，也曾共同歡笑……
我一直沒有唱。地鐵裏很擁擠，有人在看報，有人盯著我的帽子。
到站了，我說了一聲再見，然後下車。沒有回頭。
不可以為別人悲傷。
你要站著彈琴，站著唱。
我說為什麼要站著？
因為你在演出。
那柯本為什麼坐著？
那是UNPLUGE。
為什麼不是UNPLUGE就不可以坐著唱？
那就是民謠了。
民謠又怎麼了？
總不能大家站著你一個人坐著吧？
那鼓手為什麼不站著？
除非你們坐著撒尿我就站著唱。
我隻是不想站在台上，不想站在那裏讓別人看著我。我不想表演，我隻想蜷縮起來，唱歌。
事實上我想我並不熱愛搖滾。一九九八年的最後一天，我一個人在“忙蜂”酒吧。台上有很多樂隊，亂哄哄的，熱火朝天。我站在那裏，心裏又害怕又孤單。我誰也不認識。我也不要和他們一樣。
半夜四點我爬起來打電話，電話那一頭的聲音蒼老而疲憊：喂，請說話。
我突然銳起了嗓子，唱了一首歡快的兒歌：
我是一個粉刷匠，粉刷本領強，
哎呀我的小鼻子，變呀變了樣。
二、白糖餅的往事
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是搖滾歌手。在T大這所工科大學裏，我的名字叫阿飛，學號是0302。老師們在我的學號下麵打分，但我不可以。和所有十七歲的入校新生一樣，我不知道自己將來會成長為什麼樣子。我是那種最普通的學生之一：考試成績雖然不是特別好，但都沒有要補考的，所以並不讓教授們操心。絕非學生幹部、積極分子或者文藝骨幹之類，所以也不容易遭人討厭。偶爾無傷大雅地逃一兩節課，學校裏組織什麼活動，也不怎麼熱心。我不孤僻，然而絕不是大眾情人那一款。每天看看專業書，到實驗室做一整天的實驗，聽聽隨身聽的點播節目。不會化妝，不會扭屁股，不會抽煙，不會喝酒，連搖滾樂都很少聽，是麵目可憎語言乏味的學院女子。長得不醜，但沒有人對我驚豔。周末偶爾跳跳舞，認識一些男孩，卻都沒有興趣繼續約會。多年來，我一直無所事事、虛度華年。我的誌向無非如此：做一個端坐在寫字樓裏衣著整潔的白領，學會發傳真、打打字，和男同事或者男上司談談戀愛，最後把自己嫁出去，成為一個洗盡鉛華、燒水做飯的小婦人，等有了足夠的錢財，我要買一輛通體豔紅的天津大發，穿有網洞的黑色絲襪去上班，做美容，不定期翻檢老公的口袋，偶爾罵罵鄰居的貓。隨著時間流逝，年事漸長，我漸漸悟出一個道理來，那就是：我隻能是一個沒有出息的人。
當然，沒有人天生就是沒有出息的。
早在幼兒園的時候，一個天才兒童就已經初現端倪了：因為經常被當地的小孩子孤立，我比別的孩子會寫更多的字，我會用加法做減法，會用加法做乘法，會背英文字母，會唱簡譜，會在紙上畫鋼琴的黑白鍵自己彈，會自編歌曲打發漫長的下午時光。這幾乎都是自己學會的。所以說，我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天才兒童。不僅如此，我曾經還是一個非常有誌向的小孩。因為那時當教師很光榮，所以我立誌當小學教師；後來好像清潔工人也很光榮，所以我又立誌當清潔工人。當我說出後一個誌向的時候，我的工人媽媽簡直是怒不可遏。但是她又說不清楚為什麼當清潔工人不好。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的理想發生了極大的衝突，因為我不知道長大了當歌唱家好還是當舞蹈家好。後來我終於忍痛舍棄了當歌唱家，因為當舞蹈家可以穿金光閃閃的大蓬長裙。但事實是，我既不唱歌，也不跳舞，因為我是一個膽子很小的小孩。
小時候我喜歡到垃圾堆裏撿垃圾：一個玻璃瓶、一個瓶蓋、一段小繩、一張鋁箔或者糖紙。我以為隻要持之以恒地到垃圾堆裏找，就一定會找到我想要的一套塑料小餐具。但是會有幹淨的當地小女孩嘲笑我，說我是“邋遢貓”，那是形容小孩子的最惡毒的詞，一般是指尿床和流鼻涕的小男孩。奇異的自尊心簡直讓我感到痛苦極了，這種痛苦是隱秘的：我不能說出去，又不敢哭。在那一個時期的兒童生涯裏，有一個叫鄒秋雁的女孩子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柱：她也喜歡到垃圾堆裏撿垃圾，而且她比我邋遢得多。我從來不嘲笑她，因為隻有她從來不會讓我感到自慚形穢。我媽媽時常發現我撿到的小東西，她會毫不猶豫地扔掉它們。我隻能默不作聲地看她扔。所以，當我還一個很小的小孩的時候，就和媽媽有代溝了。
早在三歲多一點的時候，我就夢見我穿著大紅的衣服戴著鳳冠嫁給了小兒班最好看的男孩子了。我很高興地把這個夢告訴了我的堂姐和媽媽，雖然她們都是女人，但她們一點也不尊重一個三歲女人的隱秘的願望，所以她們就大聲嘲笑我，隻要想起來，就笑我，我好不容易才等到她們忘記。所以，我變成了一個不輕易訴說自己願望的小孩。當想吃五分錢的白糖餅時，我隔著玻璃櫃子花很長很長的時間注視著它們，決不會說出來。我對白糖餅的感情持續了很長的時間，幾乎以為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糖。我仍然清晰地記得一個小女孩的目光，穿過冰冷的玻璃，落在默默無語的白糖餅上。在我的青春期，我就用愛白糖餅的方式愛一個男孩子，我隻是無休無止地在心裏注視他，決不吐露分毫。
我是一個非常乖的女孩子，因為我上課不講話，不亂動，我最喜歡的事情是考試，我總是考得非常好，好得老師都懶得表揚我了。男孩子們特別喜歡欺負我，因為我梳著長長的小辮子。而且我從來不告訴老師說有人扯我辮子，也不告訴大人。因為即使告訴了大人也不會管。所以男孩子很喜歡欺負我。但是我經常給那些頑劣的男孩子補習功課，我講功課的水平幾乎和老師一樣好，我總是非常耐心，諄諄善誘。其實我隻是希望他們會因此不再欺負我了。這個方法果然有效，他們果然不欺負我了。所以我總結出一個經驗：如果想別人不欺負你，你就得對別人好。因為他們被你幫助過了，就不會欺負你了。這個經驗後來在成人的世界裏被證明是錯誤的。尤其是在談戀愛的時候，不要以為你對別人好，你很耐心，很隱忍，別人就會不欺負你。根本不是這樣的。
九歲的時候我開始暗戀班上的一個黑臉小男生，在整個高中時代，我對學校男生的情書一概不予理睬，隻是保持和那個小男生長時間的通信，嚴肅地討論永動機的設計。盡管我已經竭盡所能，它還是因為無法克服空氣的摩擦力而宣告失敗。因為愛他，我決定做一個忠貞的女人，一直到十九歲為止，我發現我暗戀的男生已經變得非常非常地胖，完全不適合做一個夢中情人的形象，我想可能也是時間的問題，我覺得自己漸漸地不愛他了。那個男生在變胖之後給我看了他小學五年級的日記，大概是這麼寫的：今天阿飛打了我一拳，過了一會兒，她又打我一拳。我沒有還手，後來她哭了，我不知道她為什麼哭。
終於到了高三。我莫名其妙地得了一種失眠的病。吃什麼維生素、太陽神，打什麼針，做什麼思想工作都不管用。後來我不停地看安徒生童話——非常憂鬱的童話，就好了。反正沒有耽誤高考。那時候擺在我麵前的有三條路：第一條是當尼姑，第二條是考作曲係，第三條是上大學。第一條是因為我想每天早上起來熬一大鍋粥，然後白天去打羽毛球，餓了就吃粥，晚上念經，這顯然是很不現實的；對於第二條我的班主任非常惱火，因為他認為我是一個調皮搗蛋的學生：在宿舍裏養小雞，在男生抽屜裏放老鼠，在英語老師背後貼“kiss me”的條子，這種選擇無疑也是搗蛋的結果，所以他給我做了思想工作。他問我，你會什麼呢？我想了一下，我確實什麼也不會，甚至膽小到不肯開口唱歌。我隻好去考大學了。
在T大我終於成長為一名平庸的女子。我的智商開始下降，無論是學什麼，我都學不會，就連吉他也是半瓶子醋。我曾經立誌做一個詩人的，但我確實沒有多少寫詩的天分。小學四年級，我反複地尋找的一章故事是“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十二歲之前，我看完了盜版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並且迷戀著香港警匪片火光槍聲中的情與仇。後來看了川端康成和薩德，我立誌寫最黃色的小說，結果連屋裏最純情的女生看了都覺得非常純情。後來這些小說基本上都是死人小說，就是一到寫不下去的時候，我的主人公就會翹辮子，通常是最快捷的方式：跳樓或者被車撞死。
終於到了畢業，小時候撿垃圾的習慣遭到了應有的報應，我做的是關於固體廢物處理的課題——“中國城市垃圾焚燒可行性分析”。於是我天天去大垃圾堆撿垃圾，一共撿了121.2公斤，一點一點地運回實驗室，那種氣味害得大家怨聲載道。我把這些垃圾很科學地分成了12類，每一類都仔細地稱重，烘幹，再稱重，測含水率、比重、熱值等等，那是有生以來我第一次對一件事物了解得如此透徹。我用詳實的數據說明了焚燒垃圾的經濟效益：焚燒發熱可以發電，供暖，節省煤電；燒的熱水可以開澡堂，門票每人1元；還可以開咖啡館，每杯咖啡2元。我還是激怒了係裏的教授們。因為大家都是搞垃圾填埋的，如果垃圾拿去焚燒了，就沒有人願意填埋了，他們就會失業。尤其一個技術員出身的老太太簡直就是義憤填膺，她養了十幾年的蚯蚓——讓蚯蚓吃垃圾，真虧她想得出。她根本不相信第三世界國家可以對垃圾實行大規模的焚燒處理。
隻要我不開口說話，大家都會認為這是一個很文靜的南方女孩。然而不久之後我還是搖身一變變成了幸福大街聲音尖薄，麵容模糊的女主唱——連我自己都不相信這個事實。盡管我的功課不是那麼好，但我仍然是係裏最謙卑恭良的女學生之一。這個轉變過程非常複雜，但一言以蔽之，無非是歲月和流年。在尚且年輕的時候，我遇到了一個人，他的名字叫小龍。叫小龍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不幸的是我愛上了他。愛上一個人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但我的生活從此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我耗費了所有的精力和才華來爭取這個名叫小龍的人。我知道我隻是一個普通人，連美國都可以被炸，我不相信一個普通人的悲喜能夠帶給別人多大的感觸。每每在昏暗的酒吧對著寥寥可數的聽眾唱歌的時候，我總是想起小時候，一個小女孩的目光。它穿過冰冷的玻璃，落在默默無語的白糖餅上，她不肯說她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