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會有一首歌是寫給我的
那時候，我們的廣告部經常拿廣告置換來好多的果汁飲料，於是，各編輯部的編輯記者們都多少分到點，我則分到了六箱。所以，那天，當花兒樂隊臨走時，我將我的果汁分給了他們一半！
我是那種特愛麵子的人，而這一點，卻分別被人總結為兩個截然的意思。安兒說我那是唯美，而胖子卻理解為虛榮，死要麵子活受罪。
安兒是我的第一個徒弟，十七歲時的她，便已經采訪遍那所有來京的日韓藝人了！
這是後話。
再說我那死愛麵子的事兒！
那時候，花兒樂隊的助理，一個叫劉菲的哥們兒，有好幾次，都說過要帶著他們三個到我們雜誌社裏來溜達溜達。一則體驗一下編輯部裏的生活，二是拍一些與編輯們互動的照片兒，然後，再順便把讀者寫給他們的那幾箱子信件帶走。
但每次都被我借故給推掉了。
而拒絕花兒樂隊來我們辦公室的主要原因則是因為，當時，我桌子上連台電腦都沒有，我覺得這是一件特沒麵子的事情。
新世紀之初的藝人們，大都像陸毅或花兒樂隊一樣，既不擺什麼架子，也不把自己太當回事兒，作為藝人和記者雙方，內心大都充滿善意或者感恩。所以，那時候，幾乎沒有藝人打罵記者的事兒發生過！
基本上，從那時起，我開始和花兒啊陸毅啊的一些藝人，慢慢變得熟悉起來。
還是先說說那時尚還是三個成員的花兒樂隊吧。
那時，我常常因為自己愛穿假名牌或者穿一折的真名牌而心虛得不行，但大張偉的一句話，則直接讓我踏實了不少，他說他們穿的耐克鞋也大多數是假的。
花兒那時的老板付翀，把大部分的錢都砸在了做音樂上麵了，所以在其他方麵，基本上一律從簡。即使是他們三個當時那爆炸的朋克頭，一般也都是他們幾個人之間相互給抓整的，而沒有去請一個專業的造型師。當時，在他們的包包裏，總是帶著一種叫做好迪的啫喱水。
總之，那時候，大家大都隻顧得上專心地去做音樂本身，而無暇去折騰那些與音樂無關的一切！
正因為如此，所以，花兒那個時期的作品，後來大都成了經典。
於是，那時候有好多台灣的藝人們，都紛紛翻唱著花兒樂隊的歌，那時候，在台灣地區，他們的名頭就跟五月天在內地的差不多。
有好幾次，大張偉他們都對於當年學校因為怕耽誤了學習，而沒批準他們去台灣做宣傳那件事兒，而表示出耿耿於懷！
使我真正和他們幾個變得更加熟悉的，則是後來，當他們傳說被公司雪藏之後。
而那被雪藏的具體內情，即使到了現在，也沒人說得清楚。但大致上的原因，估計就是，他們的前老板付翀想繼續堅持音樂的純粹性，依然堅持著最初的小眾朋克路線，而漸漸長大的花兒，則開始憧憬音樂的多樣化或者更市場一些。
於是，對於音樂都很較真的這君臣雙方，就這麼幹耗了起來。
在整個零三年那一年，他們基本上都很是沉寂。
而那時，同為樂隊的達達和新褲子們，卻已是勢頭漸猛，每天都忙得不亦樂乎。
我是在一個淩晨，先接到鼓手王文博的電話的。他很是懊喪地說，他想改行幹別的了！
於是我吃驚地問他改行要做什麼啊！
他說，他要幹美容美發……
後來證實，那天是鬱悶的王文博在喝過酒之後打給我的電話。
到了第二天，大張偉方才正式給我來電話，他說如果時間寬裕，他們下午要來我家玩會兒。
我說，沒問題。
而那時，則是我的生活如日中天的開始。
先不說那時我薪水已暴漲到一千多塊，就說我的居住環境吧！也已是陸續從地下室，小平房漸漸地搬進了高高的樓房。記得我最初搬進樓房的時候，常常有事沒事就去一上一下地坐那不用門票的電梯兒玩。為了這個，那個守電梯的小姑娘經常是捂著嘴兒笑話我！
我租住的那個小區是一個叫"紫南家園"的地方，所以，就住在附近的他們幾個人很快就來到了我家。那個開著八成新切諾基的高個帥哥，則是後來加入花兒的新成員石醒宇。
一陣寒暄過後，我們接下來便去了垡頭一個街邊的涮肉館子。
於是，我們便一邊吃肉，一邊海闊天空地聊。
我們大部分時間裏談的都是布什或者薩達姆之類的國際大事。
而工作部分，說得卻不多。那時，是堅持音樂還是向市場妥協的迷局，也不是隻困惑著花兒樂隊一個。
當時，大部分做音樂的人，基本上，都被這個偽命題給折磨得痛不欲生！很多人都在擔憂著，萬一自己這邊的音樂，因為向市場諂媚得稍微過了點，從而一不小心扼殺了一個世界級音樂家，那損失可就大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