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湯對於故人的子弟照顧愛護得很好，他去造訪各位三公，不避寒暑。因此，張湯雖然掩飾得很深、心懷忌妒、斷獄不公平，然而卻博得了好聲譽。汲黯數次在漢武帝麵前質問責備張湯說：“你作為正卿，上不能褒揚先帝的功業，下不能抑製天下的邪心，使國家安定、百姓富裕，使監獄空虛，何必讓漢高祖的律令常常變更，而你也會因此沒有後代啊！”汲黯時常與張湯辯論，張湯常在律令條文和小節上苛求，汲黯伉直、站在道德製高點，卻不能駁倒張湯，他非常生氣地罵張湯說：“天下人都說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如此啊！如果像張湯這樣做，將會使天下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了！”
這裏麵，汲黯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所謂的“刀筆吏”就是指那些出身低微、負責文書的小吏，因為古代記載文書是用竹簡，以筆記事，以刀來削誤，刀筆連用也有增減隨意的意思。後來也指那些懂得律令、斷案隨意的獄吏。而公卿是指地位尊貴的人，是國家的決策者，不應當由“刀筆吏”來擔任。所以，汲黯說“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
與汲黯同時代的“飛將軍”李廣，寧願自殺也不願麵對那些“刀筆吏”。《資治通鑒·漢紀十一》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廣隨大將軍衛青攻打匈奴，因迷失道路使得單於逃走而被追責，李廣對手下人說：“我與匈奴打了大小七十多次戰爭，如今有幸跟從大將軍出戰單於的軍隊，而迷失道路，難道不是天意嗎？況且我李廣六十多歲，終究不能麵對刀筆之吏。”於是引刀自殺。可見，一代名將麵對那些刀筆之吏都沒有活下去的勇氣。這也說明，在當時，刀筆吏確實可恨。
那麼“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這句話到底正不正確呢？它有很深刻的道理，但也不完全是。從中國曆史上看，有一些出身刀筆吏的公卿，稱為賢相，比如漢代的蕭何、曹參。
在漢代，精通儒家經學或者出身刀筆吏的人都可以取得富貴，都可以做到公卿。但相對來說，精通儒家經學的人做到公卿的比例要比出身刀筆吏的高一些。
在三國的魏文帝時代也沿襲漢代做法，《資治通鑒·魏紀一》載，黃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下詔說：“如今的上計和孝廉，也就相當於古代的貢士。如果限定年齡，然後再選用，年老的呂尚（薑太公，七十歲才遇到周文王）、年幼的太子晉（周靈王的太子，十五歲時叔向被他問倒，他與知識淵博的師曠談論，師曠稱他聰慧無比）就不能顯名於前世。現在命令各郡國所選之人，不要拘泥於老幼，儒生通曉經學的、吏員熟悉法令的，到了都要試用。有關部門要糾察那些做假的。”這說明，此時對於通曉經學的儒生和熟悉法令的刀筆吏還是能同等對待的。
張湯對於故人的子弟照顧愛護得很好，他去造訪各位三公，不避寒暑。因此，張湯雖然掩飾得很深、心懷忌妒、斷獄不公平，然而卻博得了好聲譽。汲黯數次在漢武帝麵前質問責備張湯說：“你作為正卿，上不能褒揚先帝的功業，下不能抑製天下的邪心，使國家安定、百姓富裕，使監獄空虛，何必讓漢高祖的律令常常變更，而你也會因此沒有後代啊！”汲黯時常與張湯辯論，張湯常在律令條文和小節上苛求，汲黯伉直、站在道德製高點，卻不能駁倒張湯，他非常生氣地罵張湯說：“天下人都說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如此啊！如果像張湯這樣做，將會使天下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了！”
這裏麵，汲黯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所謂的“刀筆吏”就是指那些出身低微、負責文書的小吏，因為古代記載文書是用竹簡，以筆記事，以刀來削誤，刀筆連用也有增減隨意的意思。後來也指那些懂得律令、斷案隨意的獄吏。而公卿是指地位尊貴的人，是國家的決策者，不應當由“刀筆吏”來擔任。所以，汲黯說“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
與汲黯同時代的“飛將軍”李廣，寧願自殺也不願麵對那些“刀筆吏”。《資治通鑒·漢紀十一》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李廣隨大將軍衛青攻打匈奴，因迷失道路使得單於逃走而被追責，李廣對手下人說：“我與匈奴打了大小七十多次戰爭，如今有幸跟從大將軍出戰單於的軍隊，而迷失道路，難道不是天意嗎？況且我李廣六十多歲，終究不能麵對刀筆之吏。”於是引刀自殺。可見，一代名將麵對那些刀筆之吏都沒有活下去的勇氣。這也說明，在當時，刀筆吏確實可恨。
那麼“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這句話到底正不正確呢？它有很深刻的道理，但也不完全是。從中國曆史上看，有一些出身刀筆吏的公卿，稱為賢相，比如漢代的蕭何、曹參。
在漢代，精通儒家經學或者出身刀筆吏的人都可以取得富貴，都可以做到公卿。但相對來說，精通儒家經學的人做到公卿的比例要比出身刀筆吏的高一些。
在三國的魏文帝時代也沿襲漢代做法，《資治通鑒·魏紀一》載，黃初三年（公元222年），魏文帝曹丕下詔說：“如今的上計和孝廉，也就相當於古代的貢士。如果限定年齡，然後再選用，年老的呂尚（薑太公，七十歲才遇到周文王）、年幼的太子晉（周靈王的太子，十五歲時叔向被他問倒，他與知識淵博的師曠談論，師曠稱他聰慧無比）就不能顯名於前世。現在命令各郡國所選之人，不要拘泥於老幼，儒生通曉經學的、吏員熟悉法令的，到了都要試用。有關部門要糾察那些做假的。”這說明，此時對於通曉經學的儒生和熟悉法令的刀筆吏還是能同等對待的。
然而這種局麵到了魏文帝的兒子魏明帝曹叡時就改變了，此時要求地方長官必須精通儒家的一種經典。《資治通鑒·魏紀三》載，太和四年（公元230年），當時尚書琅邪人諸葛誕、中書郎南陽人鄧颺等結成朋黨，相互題名表揚，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諸葛誕等八人為“八達”。行司徒事（行使司徒職事）董昭上書魏明帝說：“大凡擁有天下的君主，無不尊崇淳樸忠信之士，痛恨虛偽不真之人，因為虛偽不真之人毀壞教化、擾亂治理、傷風敗俗。”並指出：“當今青少年不再以學問為本，專門以結交朋友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而以趨炎附勢、能夠營利為先。他們結為群黨，互相恭維。”魏明帝認為說得好，並下詔說：“世上的樸質和浮華，隨著教化而改變。兵亂以來，儒家經學都廢絕了，年輕的後生進取之道不由儒家的典謨（指《尚書》的兩種文體，代指儒家經典）。難道是訓導不當使將要提拔進用的人不以品德彰顯嗎？從現在起，郎吏必須學通儒家的一種經典，才能任地方長官，博士要經過課試，選擇那些成績優秀的人馬上任用，那些浮華、不務正道的人都罷退！”於是免去諸葛誕、鄧颺的官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