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甘南民族地區農民增收製約因素的調查分析與建議。
邊遠民族地區的“三農”問題是各項政策支持的重點，“三農”問題的核心又是農民收入問題，黨和國家雖然十分關注農民的收入，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民族地區城鄉差距還在繼續拉大，民族地區農民增收十分緩慢，扶貧攻堅任務艱巨，邊遠民族地區農民的問題更加突出，資金奇缺、技術含量低，體製、政策不到位，農民素質亟待提高。民族地區的農民困難重重，製約因素很多，這些成為本文的調查切人點。
一、製約因素。
（一）影響農民實現收入的來源因素：
邊遠少數民族地區自然條件惡劣，經濟發展緩慢，基礎設施落後，生態環境脆弱，生產生活條件艱苦。近六年來.，甘南民族地區的臨潭、卓尼、舟曲三個農業縣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在500-1000元的發展區間徘徊。絕大多數山區農民依靠天然種植業、林果業養家糊口，加上去年以來物價上漲因素，農民實際收入增長緩慢，特別是依靠種植業為生的農戶人均年收入不到千元，山區農民生活條件艱苦，就醫難、子女上學難、娶妻難、住房難等問題仍然十分突出，文化生活十分單調，關鍵是山區的農民種植業收入逐年下降，山區群眾走不出去，農民工進城打工量小、麵狹。自1.999年到2004年的五年中，甘南民族地區農區農民的種植業收入逐年降低，以每年3.4%的幾何平均數遞減，2004年與1999年相比種植業收入下降18%，主要是種植麵積下降和物價上漲，降低了種植業的實際收入。甘南農區農民的現金收入主要來自外出打工收入、個體作坊手工業收入、小商品銷售、運輸工具掙錢、蔬菜販運等。而牧區和牧業收入逐年提高，牧業收入從1999年到2004年平均年遞增4.26%，增長17.7%，農民與牧民的收入差距在35%，就是說農民人均收入隻有牧民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二不到。所以大力發展農區畜牧業是一條脫貧致富的渠道。農牧民的林產品收入不多，其差距不大。農牧民收入結構與發展趨勢。可見民族地區的農民收入是不斷地在下降，種植業收入占總收人中的比重也在不斷下降。從農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純收入來看，全州農牧民的收入在上升，這主要是牧民的收入上升平均拉動所致，這個收入特征無法顯示民族地區非牧區農民的實際收入。
鑒於甘南藏族自治州農區農民產業收入的實際情況，臨潭、舟曲、卓尼等三個縣的農區半農半牧區加大了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實施了“農牧互補、壓糧擴經、壓劣擴優、特色農業”等戰略，實施勞務輸出、移民、培訓農民工等措施。然而，甘南民族地區的這三個區農縣，農民人口將近40萬（約占全州人口的一半），農民的實際收入增長十分緩慢，如果扣除物價上漲因素，依靠種植業維生的農民收入水平在逐年下降，貧困化將在全州近30萬農民的生活中悄然逼近。黨和國家對農民的糧食直補政策、貨幣政策、扶貧政策、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作用究竟發揮了多少作用？製約農民增收的主要因素還有哪些?（二）影響農民增加收入的政策因素：
1.農業稅政策。近兩年來，加強了對農村的稅費改革，甘南國列貧困縣——臨潭、卓尼、舟曲三縣積極推進.2004年以前按農業收入的5%征收，2005年取消了貧困縣的費率，今年農民才開始得到政策免掉農業稅的實惠。
2.糧食直補政策。去年以來，積極推進糧食直補政策，三個縣按糧食種植畝數財政兌付糧食直補資金約90萬元，糧食直補政策不斷得到落實，但這隻是調動農民種糧積極性的一種辦法，從種糧收入來看，種的糧越多農民的收入越低，實際上在市場價格的作用下種糧戶的收入在逐年下降。
3.扶貧政策。政府從2001年開始逐步加大扶貧力度，農區縣每年每縣從900多萬元增加到2004年的近2000.萬元，扶貧開發依靠“造血功能”得到發揮，從項目建設人手，積累經驗、突出成效發揮了積極作用。扶貧資金主要投放到雨水截流、中低產田改造‘、引水工程、小流域治理、科技推廣、移民項目、整村推進、農區畜牧業、農村能源建設等項目。從一個縣的扶貧資金可見，財政扶貧資金每年到位不足2000萬元，對於一個基礎設施建設十分落後，一部分農民還沒有解決溫飽且有十多萬人口的農業大縣來說猶如杯水車薪，而一個中小城市二三十個職工的辦公大樓投資立項少說也在上千萬元，其差別可見，扶貧投資力度顯然不足。但是扶貧工作在探索中發展，在發展中不斷創造出新的辦法，在縣政府的主導下，用扶貧資金貼息引導貸款及社會資金扶助農民搞畜牧業養殖基地、藥材種植基地等項目發揮了很好的作用，這一經驗已在全州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