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鄉 味 論為官的文學之道
科舉產生於隋朝，完善於唐代。唐太宗李世民於宮殿樓上見新科進士魚貫而出，瀟灑一笑說：“天下英雄，入朕轂中矣。”從此開始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傳統。科舉以文章選拔人才，因而不可避免的，中國曆代政治無不浸染有文學的色彩。
政治，講究經時濟世；文學，講究文以載道。兩者都是宏大的，都以引導社會風尚、決定價值取向為己任。這兩者天生就有相結合的必然性。
浙江自古便有廉政與文學相結合的優秀傳統。
廉政與文學，是浙江曆史上兩條經脈分明的主線。著名的廉政人物有：海瑞，於謙，劉寵，嶽飛。
一說到廉政，很多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海瑞，海瑞是中國曆史上最具知名度的清官符號。海瑞和浙江極有淵源，曾在浙江的淳安、嘉興、諸暨等地長年為官，給浙江吏治留下了寶貴的海瑞精神。在淳安時，史載海瑞“穿布袍，吃粗糧糙米，讓老仆人種菜自給”。時任浙江總督胡宗憲曾告訴別人說：昨天聽說海縣令為老母祝壽，才買了兩斤肉啊。可見海瑞的清正廉潔。
於謙是浙江杭州人，明朝著名廉吏，史書說他每次進京，從不送禮，隻帶隨身行裝及“兩袖清風”，他的《詠石灰》詩，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他的廉潔情懷：“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閑。粉身碎骨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劉寵是東漢著名廉吏，長期任會稽太守（會稽，今浙江紹興），因剛正清廉，被提拔到京城任職，臨行前，有五六個老丈每人拿百錢送給劉寵，劉寵堅辭不過，隻得從每人手裏挑了一枚收下，等出了山陰縣界，他就把錢鄭重投到了江裏，表明他“隻吃地方一碗水，不拿地方一文錢”的廉潔。因此，後人稱劉寵為“一錢太守”，把劉寵投錢的河改名叫錢清江，那地方也改名叫錢清鎮了。
著名的南宋忠臣嶽飛，驅逐外虜，倡導“武官不怕死，文官不愛錢”的廉吏精神，他雖不是浙江人，但他被秦檜害後葬於杭州風波亭，與浙江大地永遠做伴，他那浩然正氣、廉潔愛國的精神已成為了浙江精神的一部分，而被浙江人民永遠繼承和懷念。
至於浙江的文學人物，那就更多了，不展開至餘姚的王陽明、金華的呂祖謙，單以兩湖而論，杭州西湖與寧波月湖，就薈萃了無數文人。
白居易恩澤西湖，有白堤為證；蘇東坡結緣西湖，有詩文為證。在清朝一代，西湖就出過著名詩人龔自珍、袁枚，著名戲曲作家陳端生（《再生緣》作者）、洪升（《長生殿》作者）。
寧波的月湖與文人墨客也頗有緣分，南宋時號稱“明州四先生”的楊簡、袁燮、舒璘、沈煥就集中在月湖講學論道，從而開創了曆史上一個著名的學術流派“四明學派”，人稱月湖“裏為冠蓋，門成鄒魯”，來說明它的書香之盛。
綜上所述，廉政與文學相互促進，相互鼎盛，已成為了浙江的曆史傳統。
廉政與文學的結合也反映在個人身上。浙江曆史上有許多廉吏，如上述的海瑞、於謙、劉寵、嶽飛，不僅官聲卓著，且滿腹才華。劉寵和海瑞是文官，文學素養高不稀奇，但嶽飛和於謙是武官，可他們也具備了很高的文學素養，如嶽飛那首流傳千古的《滿江紅》，常常為後人稱道：“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浙江曆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群體，紹興師爺，他們也是集官身和文學於一體，並且為後人留下了許多寶貴的吏治專著與文學著作，如紹興師爺之一汪龍莊寫了《佐治藥言》，來解析為官之道。另有紹興師爺龔萼寫了《雪鴻軒尺牘》、許思湄寫了《秋水軒尺牘》，這兩本都是文學價值很高的師爺著作。紹興師爺文化素養高，且善治案牘，從而在浙江曆史上形成了一個“紹興師爺”的現象。
文學，是推進廉政發展的動力。綜觀浙江曆史，有悠久燦爛的文化傳統，也有正直清明的廉政傳統，所以，新時代的廉政建設，有必要立足於傳統，在傳統的基礎上推陳出新，將廉政與文學結合得更好。
一個城市的繁榮，必定是政治清明、文化興盛的社會。懷一顆文學之心，做一個仁愛的父母官，其執政水平也許會更富有人文氣息，也會更富有藝術精神。這時，你便會從心上開出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