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鄉 味 古代的北侖高士
清朝開國頭幾年，在中國有一批文人，他們拒絕承認清廷，以“遺民”自居。浙江的呂留良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我知道呂留良，是在金庸寫的《鹿鼎記》裏。《鹿鼎記》一開頭，呂留良就站在北風如刀、滿地冰霜的路旁，目送幾輛囚車遠去，哀歎“人為鼎鍋，我為麋鹿”。
據說《鹿鼎記》是金庸創作的最高峰，也是他的封筆之作，金庸把呂留良作為《鹿鼎記》的開卷人物，也應是有深意的。
《鹿鼎記》一書，讓現代許多中國人都記住了呂留良，同時知道在明清之交有那麼一群人，他們高蹈自恃，隱居鄉野，避開朝廷。除了呂留良，另外再如浙江的黃宗羲、黃宗炎、黃宗會三兄弟，也都是當時著名的遺民。
所謂遺民，他們的開山鼻祖大約要算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齊，這兄弟倆聽說周朝建立，寧願餓死首陽山，也不願做周朝的順民。這種精神後來受到曆代推崇，帝王們對他倆褒揚不斷，就連孔子也承認，他的思想源泉來自伯夷叔齊。
然而讓遺民精神發揚光大的，非陶淵明莫屬。在東晉亡後，中國曆史進入南北朝。南朝建立後，陶淵明憤而改名“陶潛”，這是個相當有含義的名字。何謂潛？自然是潛伏不出來了。其後，陶淵明躬耕鄉野，隱居賦詩，喝酒蒔菊。他用《桃花源記》一文，曲折地表達了他的觀點，“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證明他寧願糊塗活著，也拒絕知道新朝年號。他是後世曆代遺民們的精神領袖。
明清之際，北侖也出現了一群高士，他們很好地繼承了陶淵明的那一套，他們奉承山水，不奉承皇帝；他們親近自然，不親近衙門；他們與高僧談禪，不與官員對話。
他們的事跡，或記載於寧波方誌，或記載於《浙江人物簡誌》，每一個都有據可查，有案可循。他們分別是周西，李澹園，謝泰宗、謝泰定、謝泰交三兄弟，邵似續、邵似雍兩兄弟，共七人，可稱為明末北侖的“七大山人”。他們與當時居住於鎮海縣城的張鳴喈、薛書岩往來比較密切。若加上後兩位，那麼便是“九大山人”了。
這些人的生平簡曆，恕在下不一一展開，因為假如你有心查證，隻要在百度裏打入名字，便會有他們的介紹，我再寫出來，隻是浪費筆墨而已。
那時候他們沒有文學雜誌，也沒有文學論壇，所以他們寫完一首詩，捧讀幾遍，覺得不能敝帚自珍，於是不顧山高路遠，趕去把詩文拿與同道共賞。條件好的，騎匹瘦驢，條件不好的，穿雙木屐就上路了。現代中國人幾乎每一天都要與政治交涉，新聞裏有政治，報紙上有政治，假如離開政治，那就不能叫生活。他們不過問政治，因此有了大量的空閑時間，用來遊山玩水、寫詩訪友。
一日午後，薛書岩小寐醒來，想起住在小港鄉下的李澹園，於是擺渡來到李家，李澹園看見他來，自然欣喜非常，留他住宿，晚間抵足而眠談詩論道。等薛書岩走後，李澹園沉吟思索，寫下《喜五玉過山莊》，五玉是薛書岩的字。詩是這麼寫的：“留轄同投井，開燈且對床。酒尊浮月滿，情話接宵長。驚鳥宿難定，暗花吹有香。擬同三日住，莫漫去倉皇。”
他來回吟誦，認為此詩意境甚佳，尤其“驚鳥宿難定，暗花吹有香”兩句，深得淵明之妙。就背上包裹，攜了雨傘去鎮海薛家。到薛家後，奉上詩文，薛書岩看了自然說好。讀者雖然不多，僅書岩一人，李澹園還是覺得滿足。能夠把琴聲彈給一個知音聽，勝過把琴聲彈給一群牛聽。
每過一段日子，這些山人們便會遊山玩水，找山寺裏的和尚談禪。而在北侖的山水裏麵，數靈峰與瑞岩最受他們寵愛。因此在明清之交，靈峰與瑞岩受到的“文字表揚”最多，尤其謝泰定，寫了靈峰十二景組詩，每一景都賦詩一首。
為什麼靈峰、瑞岩如此受寵？一是他們大都住於兩山附近，不管去靈峰或去瑞岩，在時間上剛好能當日來回，而不必野營；在體力上剛好能出一身汗，而無需筋疲力盡。二是他們不過問政治，把對政治的興趣完全轉移到了禪學上，而靈峰有靈峰寺，瑞岩有瑞岩寺，皆為浙東名刹，香火綿延千年，適合他們避世問禪，放逐心靈。
在北侖曆史上，難得有以群體出現的文化現象，這些明末高士，可能就是唯一的例外。他們用澎湃的才情，給北侖留下了精彩的詩歌，他們用高潔的骨氣，為北侖留下了難以磨滅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