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們粗略考證，認為戴文土現有的石雕藏品涵蓋了甬上石雕作品一個完整的曆史期，從宋、元、明、清，直到民國，展現無遺。石雕的材質以梅園石、小溪石、大隱石、蛇蟠石為多，青石材質較少，展示了浙東地區民間石雕作品的典型風格。
幾乎每一件石雕都在無聲地展現著一段曆史。陳列在農家樂餐廳門前的一對石鼓，雕飾尤其精美，從石鼓的紋飾風格和風化程度來看，應屬於宋代遺物。曆經八百餘年的風雨剝蝕，傳承到今天，實屬不易，極其珍貴。
戴文土說：“隻有在石頭上銘刻的文字和符號，才更接近真誠和真實的表達；也隻有在石頭上鑿刻的線條和圖案，才更能表現美的韻律、美的光澤和節奏。石頭不僅是手中的工具，還可以成為人們勞動生產、捕獵收獲、宗教祭祀、民俗生活記錄的載體。”——冷冰冰的石頭，竟然成了我們世代生存的資源和依賴，創造出如此絢麗多姿的石雕藝術世界！
不久前，鄞州區文物部門在戴文土的耕澤院裏有了重要發現：清代大書法家趙叔孺的手跡，赫然出現於在建的石刻博物館的門樓上。這位沙孟海、張大千推崇備至的“金石學泰鬥”，以其珠圓玉潤的書法藝術，展現給後人一種前無古人的篆隸風格，“紫氣東來”的手跡，恒久地鐫刻在石匾額上，成為區文物保護單位。
要建石刻收藏館
一個偶然的機會，戴文土的石刻收藏被鄞州區博物館協會獲悉了，雙方幾經接觸磋商，達成共識，要籌建一個博物館，並確定冠名為“耕澤石刻博物館”。戴文土認為，“耕澤”的意思即農耕文明留給社會的恩澤，“耕作為本，澤被湖山”。耕者有田有石作，從農作物的栽培種植，直到收獲加工，直到石作石雕，串聯起來，很有意義。
戴文土回憶，在無數次下鄉收購或拆遷古宅、搬運石構件的過程中，曾經遭遇過的艱難險阻，最終都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為何幸運如此？“我常常想，我得感恩於那些深藏於荒僻鄉村的民間石刻藝術品，它們在接受我虔誠的保護和供奉之後，賦予了我一種超越自然的生命力。經過了曆史風雨洗禮的石雕藝術品是有靈性的，它們在暗中保護我，在沒有喧鬧、浮躁的鄉間小道上，在幽草、蘆花的寂寞渡口邊，在荊棘叢生、古廟舊宅的殘垣斷壁間……”
在籌建石刻博物館的過程中，戴文土深切地感觸到，雖然經曆了十餘年的收藏曆練，雖然翻閱了不少參考書，求教過專家學者，在石刻作品和古建築方麵已略知一二，但畢竟不是“科班出身“，畢竟沒有經過曆史文物的專業學習和培訓，缺乏基礎的、係統的專業理論知識，在創建人類終生課堂——博物館的事業中，深感自身的欠缺和不足。
他努力學習，去餘姚大隱考察石匠師傅的工作環境、雕刻工具，認真觀察，細心體驗。他去日本觀摩，發現日本的古代石刻遺存並不多，但日本人對所有的遺存石刻之研究，是如此深入，如此深刻；相比之下，故鄉寧波擁有如此豐厚的石刻藝術品，而對這些藝術品的研究卻如此匱乏！任重道遠，我們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戴文土委托專家起草、編製的博物館陳列方案出爐後，鄞州區博物館協會組織專家、學者進行了論證，依據戴文土現有收藏，將石雕展品分為五大類：民用石作（農耕、農用、居家），橋梁，寺廟，墓道，吉祥石刻。依照曆史年代，區別展存。博物館創建起來後，應當分別實現收藏、陳列和研究的專業分工，實現博物館質的提升。
在農家樂向博物館華麗轉身的關口，2010年傳來了好消息：鄞州區下應街道江陸村一處龐大的傳統古建築：忻江明故居，作為市文物保護單位待整體拆遷。在上級有關部門支持下，忻江明故居整體拆遷，從鄞東“遠嫁”鄞西，作為耕澤石刻博物館的大本營。讓這些石刻收藏與寧波的傳統民居相互融合，相得益彰，讓寧波人踏進石刻博物館就有回到家園的感覺。
投資3000萬元，占地12畝，建築麵積6000平方米的博物館，就位於原來農家樂的入口處。古建築施工隊按照整體拆遷編製的測繪設計、現場照片、結構編號，正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易地安裝和複原，“耕澤石刻博物館”呼之欲出了。
“我來自民間，以保護民間文化遺存為己任。讓耕澤石刻博物館造福民間，造福社會，是我此生的最大心願。”這是戴文土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