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叫他出錢出力，沒有人叫他四處奔波，但他樂此不疲，辛苦著，忙碌著，奔波著。應義植說，這些年，為了搜集應氏資料，他北上南下，先後到訪了四川、山西、河南以及省內的永康、義烏等地，市內的應氏後裔聚居地慈城、東錢湖、下應、慈溪就更不用說了，他用相機捕捉著行將消失的曆史痕跡，用文字記錄流傳在民間的片言隻語，至於枯燥的方誌古書，更是一遍遍細細咀嚼，努力做到不遺漏精彩細節，《山海經》、《四明叢書》、《四明談助》、《鄞縣通誌》等史書成了他案頭常用常新的工具書，至於蜜岩村裏的古井、老屋、小巷、裏弄，他閉上眼睛都能曆數。就這樣，在曆史的瓶瓶罐罐，在故鄉的老橋古宅，在山間的墓道小徑中，他尋尋覓覓，量量測測，沿著曆史的長河溯流而上，挖掘著搜尋者。
在與越來越多的應氏後人的交流和共享中，應義植的資料積累越來越豐厚。一次，他從網上了解到慈溪有位方誌收藏者手裏有一本1936年版的《鄞縣應氏宗譜》，比蜜岩村的那本要早十來年，應義植記下地址興衝衝地找上門去，卻發現是一家商場，悻悻然空手而回，途中還被小偷割破衣袋偷去了錢，但他無怨無悔，天天記掛著那本宗譜，後來在文史部門朋友的陪同下再次前往，終於看到了那本宗譜，他想以高價買下來，無奈對方不肯出手，隻同意拍照。應義植耐心地把一頁頁發黃的宗譜小心地拍下，回來後做成影印本，盡管如此，他已經很滿足了。
太過遙遠的史跡大都難以追尋，但發生在近現代的事情還是有跡可循的。蜜岩村後的茅洋山上有一個天竺庵，走山路有十餘裏，作為一處出家人的修行養生之地，天竺庵沒有太多值得描述之處，它的亮點是在20世紀70年代辦起了一所大學，名叫鄞縣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簡稱“共大”。雖然學校規模很小，隻有牧醫、林業兩個專業，辦學時間也就兩三年，但這所簡陋的大學畢竟存在過，在蜜岩村的曆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如今，“共大”原址還相對完整地保留著。從村民們的口述中，應義植對共大的了解已經足夠，但他還是想親自上山一探風貌。從蜜岩村到天竺庵，十餘裏的路程不算太長，問題是這些年很少有山民上山砍柴割草，原有的官道、民道、禪道早已被荒草荊棘淹沒。路是靠人走出來的，沒人走的路也就不成路了。2008年夏天，為了搜集到第一手資料，年逾七旬的應義植拿著柴刀一路披荊斬棘向茅洋山進發，赤日炎炎大汗淋漓這都不算什麼。一邊開路一邊走，衣服被柴刺勾破了，皮膚也被茅草劃開了口子，就這樣走了半天時間，終於見到了淹沒於雜樹雜草叢中的破落的校舍，他顧不得辛勞，沿著不大的校園走一圈，數一數教室有幾間，籃球架有幾個，並拍下了一組珍貴的照片。在圖文並茂的《密岩千古情》一書中，關於“共大”的圖片有兩張，一張是“古時禪道”，另一張是“校舍一角”，看上去並不奪目搶眼，一般人翻閱這本書時可能也就瞟一眼翻過去了，但應義植卻為此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與汗水。新中國成立前後任《寧波晨報》社長兼總編的應斐章的墓地也是在村後的深山裏，為了拍攝到應斐章的墓地照片，抄錄碑文，應義植前後兩次穿越荊棘前往。衣服割破了，鞋子磕壞了，他都毫不在意。《密岩千古情》這本書，一共收錄了兩百來張圖片，很多圖片的背後都有令人回味的故事。
個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這些年，應義植在專注於應氏文化的研究傳承時，與全國各地的宗親保持著經常性聯係。2012年，他以個人的名義邀請省內杭州、義烏、永康的18位應氏後人前來蜜岩參觀交流，為了籌辦這項活動，應義植前前後後忙碌了好幾天，單是招待費就花掉兩萬多元，但是他覺得能與各地應氏宗親交流很有意義。
自從蜜岩村被列入寧波市曆史文化古村以來，前來參觀訪問的外來客很多，有些人得知應義植先生對這個村莊有研究，就直接與他聯係，請他當向導作講解，比如寧波老年大學攝影班學員采風團、鄞州科技局退休幹部參觀團、杭州應氏兄弟尋親團等等。應義植總是不厭其煩地帶著他們走村串巷，穿越曆史，介紹這個文化古村的美麗與深厚，他為自己能夠向外來客人傳播應氏文化感到高興。
2011年，經過幾年嘔心瀝血的搜集寫作，20餘萬字的《蜜岩千古情》出版了，應義植自費5萬元印刷3000冊，分送給親朋好友以及對應氏文化有興趣的遊客們，他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事情。很多看過這本書的讀者說，這是一部係統、完整的村史村誌，寫人有血有肉，敘事有情有景，可讀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