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0.5
1942年9月11日晚，江廈街4號，南華酒樓
麵對搜出來的富士圖，張季倫滿腹狐疑。他問蔣先啟：“縣長大人，你將畫著日本富士山的畫藏得如此隱秘，所為何來？”
蔣先啟不答，隻是氣呼呼地說：“我抗議！我將向顧司令長官 控告你，張支隊附！”
張季倫不買賬，他發狠著對蔣先啟說：“哼！你要是不說清楚，老子光起火來，先斃了你再說，你繞道天堂向顧司令去告狀吧！”
蔣先啟看著張季倫三人，個個都凶神惡煞一般，被唬住了：這眼前虧可吃不得。他不吱聲兒了。
再搜蔣先啟的身，再沒發現其他可疑的東西，讓阿堅查看了一下行李，也一無所獲。
“你怎麼解釋：——身帶日本畫、奔向日軍特務機關和維持會駐地、叫著要向日本鬼子表明自己國民政府縣長身份？”張季倫說。
蔣先啟恢複了鎮靜，他拿起蒲扇搖了幾下，冷冷地對張季倫說：“我提請張支隊附注意，敝人履任餘姚之前，是第三戰區司令部的少將參議。我想，我並無義務向你們幾個說明我將執行什麼樣的任務。即使是你們何司令 問話，也得看我是不是高興說呢！”
蔣先啟索性端起了架子。
這一招，倒是蠻管用。
張季倫吩咐阿峰拿出毛巾來給蔣先啟擦汗，自己則起身拿起茶壺給他續了水，然後說道：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卑職就先給蔣縣長先啟少將參議您賠個不是。但當前為非常時期，我想蔣先生也能理解我們……”他放下茶壺，拿手比劃了一圈，顯然也將阿峰阿堅包羅了進來：“……兄弟幾個的警惕之舉。為慎重起見，我建議蔣先生先和我們兄弟幾個一塊兒到司令部去一趟，以徹底消除你的投敵誤會！”
蔣先啟一驚。
這可不行！
那兩個愣頭青糊塗，我蔣某還會不知道那三北遊擊隊是白皮紅心？到了金仙寺，那可是共產黨的地盤了，我蔣某在那兒還能有什麼好果子吃？眼前這位張支隊附恐怕不知道，但到了鳴鶴場，就難保有人也不知道了——，我蔣某人從莫斯科中山大學回國不久，就背叛了共產黨 ；還在民國二十四年六月，擔任了槍決共黨原領袖瞿秋白的監刑官。僅憑這兩條，共產黨是不可能原諒自己的，即使吾兄蔣先雲在天有靈，也不能保佑乃弟全身而退啊。更何況，去年我蔣某在第三戰區任職期間，還發生了皖南事變。那三北遊擊縱隊裏怎能沒有新四軍的舊部？舊恨未了，再添新仇，他們認出我來，還不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張季倫這不是讓我蔣某人自投羅網麼？！
不去！千萬不能去！
蔣先啟硬著頭皮死撐：“嗬嗬，這個建議不錯，敝人也有心拜會貴部長官。隻是這兩天恐怕不行，由於原有計劃被破壞，本縣隻能抓緊回山，忙完這一陣之後，敝人將親自帶有關人員造訪貴部，共商抗日大計。身正不怕影子歪，我蔣某是否想投敵，自有日後長長的文武生涯可證清白，敝人也不急於辯解一時。這樣吧，張支隊附，您就著二位兄弟辛苦一趟，明早護送敝人回晉溪吧。”
張季倫想了一下，覺得咬定蔣縣長投敵，的確證據不足，扣留、押解都不妥當。隻得為他換了衛兵，——因為阿峰阿堅死活不肯跟著蔣先啟了。
但張季倫扣下了那張富士圖：“蔣縣長，這，你不介意吧？我以為，這張畫著小日本風景的畫，可是為你招瓜田李下的嫌疑呢。你下次來我部時，再完璧歸趙吧！”
蔣先啟不好再說什麼。
張季倫的兩個手下，將蔣先啟護送到嵊縣的地界之後，就按張季倫的暗中吩咐告辭回去。而蔣先啟呢，也再沒上山，他在三界鎮上等來了縣警察局長楊德，兩人輾轉經餘姚而到了寧波。
蔣先啟確實是因為受不了山上的清苦與寂寞而欲改換門庭的。更主要的，是因為他覺得像餘姚這一類的縣級流亡政府的存在，已經完全失去了意義，因為這並不能改變重慶國府已淪為局促於峨眉山區的地方政權之事實。
以前，因為兄長的影響，更且對個人前途以及中國革命的憧憬和向往，蔣先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期間，入了共產黨的陣營，開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政治投機。民國十八年夏回國後不久，蔣先啟就發現，腳下的兩隻船，行進的速率是不一樣的，要命的還在於方向不同，逼著你隻能上一條船，否則你肯定會掉進水裏。於是，蔣先啟從共黨號的甲板上收回了左腳，他站在了國民黨的一邊。
可惜，一個熱衷功名的人，如果不幸而遭逢亂世，就注定麵臨不斷地選擇，亦必將因此而倍受倫理操守方麵的輿論拷問和內心折磨。
日本人侵略中國，將蔣先啟腳下的這條船，一劈為二，兩條舷號同為國民黨的船，有了兩個掌舵人，一為蔣中正，一為汪兆銘。本來，蔣先啟呆在蔣氏國府的船艙裏，倒也死了心了，反正翻船了，死的人多了去了，大家在黃泉路上彼此有個照應。豈料，上峰把他放到了這條叫餘姚的舢舨上，這顛簸就太大了，蔣先啟覺得，自己的人生，又到了必須決擇的叉路口了。你上哪條船？日本人？汪記國府？還是仍然跟在重慶號的後麵？或者重新傍上延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