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壽其最終還是下鄉搶糧了事。泉鐵翁及憲兵隊則裝聾作啞，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反正沒在城裏搞得雞飛狗跳就行。但壽其卻不幹了，他惡狠狠地地向上峰參了泉鐵翁一本，文中有“不恤帝國用命將士，唯惠敵方無良蟻民；幾番輕慢將令，一意妄圖虛名”之語，差不多要誣他通敵了。
泉鐵翁隻得應招拆招。先是講了一套攻心為上攻城次之的大道理，次則說了當地的實情：“目下該地糧食缺乏，因甬地非產米之區也。該地難童甚眾，每日死亡達十餘人之多”雲雲 ，說明自己所為也是萬不得已之舉。
這事兒直鬧到第五師團長官鬆井太久郎中將（也是陸士22期的）那兒。不久鬆井來甬視察，兩造對簿公堂。中將倒是站在大佐這一邊的，反將壽其訓斥了幾句，喝他退下。
但當隻剩他倆時，鬆井指著泉的申辯報告，滿臉疑惑地問：
“泉君，這‘甬地’難道是‘非產米之區’麼？想我們在陸士念書時，——你在‘若鬆台’念的教科書也跟我們一樣吧？——不是說支那的膏腴之地就是江浙一帶麼？不產米又如何成為富庶之區？支那又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這‘甬地’如果不產米，他們之前是怎麼活過來的？是原來就不產米，還是支那人堅壁清野的結果？倘若是前者，這不是意味著皇軍占領浙東就是背上了一個包袱麼？假如是後者，那你有什麼打算？如果前後兩個問題都沒有辦法改變和對付，你怎麼解決軍糧？！”
鬆井中將一連串的問題，直問得泉大佐大汗淋漓。
說老實話，寫這份申辯報告，泉鐵翁還是費了一點腦筋的，比如，把草稿中“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改為了“攻心為上、攻城次之”，以盡量不惹武夫們的反感。但這“甬地非產米之區”幾個字，大概是書記官上田起草報告、尋找托詞時，根據芝原和袁端甫所說的而寫入的，自己也真沒注意，更沒好好地推敲一番。不料卻在這兒，被鬆井師團長揪住了。
泉鐵翁隻得囁嚅了幾句，挨了一頓比壽其更猛的剋，灰頭土臉地退了下來。
這事兒是不明不白地過去了。但泉鐵翁知道自己與駐軍的怨卻是結成了。野副雖然新來，大概也從前任那兒知道了有此一樁公案了吧，是以今天陰陽怪氣地前來“打個招呼”。
不過，軍糧問題也確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兒。
說它不大，是因為從柳條湖事變以來，皇軍在支那大地縱橫馳騁十年，從來都能就地解決，也從來沒發生過因糧草不濟而致敗退的事兒，所以，“以戰養戰”的政策是成功的，也所以，皇軍能形成“不要兵站”的光榮傳統。
說它不小，也是由於皇軍的戰績輝煌而使它不得不日漸令人關切。
以前軍糧問題為什麼是小問題呢？是因為皇軍將整個支那變成了作戰區，支那人有物累而日本人無顧忌，偌大的中國，隻要我皇軍敢於燒殺搶，吃是不成問題的，連皇軍將士們的性饑渴也能就地解決呢。
但隨著皇軍武功無敵，越來越多的作戰區變成了皇軍的占領區，這問題就開始大起來了，——你總不能以對付作戰區的辦法來對付占領區的人和事吧？所以，軍方設立了占領區的特務機關，試圖在占領區改變任由軍隊胡作非為、亂搞一氣的局麵。
但特務機關的職責是什麼呢？沒有人對此有一個完整全麵的說法，——敕令裏語焉不詳，軍令中含糊不清。泉鐵翁的上司還是軍方，所以他們的上諭闡釋的，還是軍隊那一套，無非是諜報、鎮壓，滲透、宣撫，清鄉、掃蕩，征用、軍需……。至於如何把占領區轉變為統治區，是否應該用“以治養戰”的政策替代“以戰養戰” 的做法？更是沒人想過，也沒人說過，甚至可以說，大日本帝國的那些武功蓋世的將軍中根本沒有人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
當然，政府係統的人，或許意識到問題的存在，作為對策，才有了一個“興亞院”。但是興亞院成立快三年了，因政府與軍方在對支那方針上的衝突與摩擦不斷，導致興亞院與特務部之間的關係也一直來難以理順，即使在軍方內部，還有陸軍海軍之分，兩者的關係也不堪深入探究。別的不說，就說浙東、就說寧波好了，——此地被占領半年了，軍方一直攥在手裏不放，既沒有交給興亞院來打理，也沒有讓汪兆銘的國府係統插手，所以，寧波鄉鎮聯合會是特務機關操縱的傀儡，它不屬於興亞院，更不是汪記國府在寧波的行政組織。而且，同為浙東、近在眼前的鎮海縣，其地盤不歸泉氏管轄，而屬海軍特務部的野口大佐，鎮海有自治會，那理事長謝興如也與袁端甫不相隸屬。他們離興亞院，恐怕更遠。
總而言之，泉鐵翁處理一千五百包救濟米所蘊含的深意是“興亞院式”的，故而才會與同僚、與長官的意願，勢成方枘圓鑿，以至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