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人與寧海教案
王任叔(1901-1972) ,乳名朝倫，學名運鏜，字任叔，號愚庵，筆名百餘個，其中“巴人”最為著名，奉化連山鄉大堰村(今大堰鎮)人。
王任叔在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並在1919年五四運動中任寧波學生聯合會秘書。1920年，王任叔從師範畢業後，先後持教鎮海、鄞縣、慈溪、奉化等地小學。期間，他還參加了奉化進步團體剡社。1924年10月，王任叔就任《四明日報》編輯，負責主編副刊《文學》。是年，他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翌年任縣立初級中學教務主任，主編剡社月刊《新奉化》。同年11月，小說《疲憊者》在《小說月報》發表，引起文化界重視。
1926年7月，王任叔前往廣州，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處機要科秘書、代科長，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7年3月，王任叔又回到寧波中山公學與寧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執教，一度負責中共寧波地委宣傳部工作。同年6月，他因“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被捕，後被同縣莊崧甫保釋出獄。隨後，他就開始了《莽秀才造反記》的創作，經過數次大幅修改後，至30年代初才初步完稿。這本現代長篇曆史小說在創作完成後，並沒有立即付印，而是被埋沒了足足半個世紀，直至1984年才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如果當初能夠按照正常的出版程序，這本《莽秀才造反記》的發表，理應在《死水微瀾》（被稱為第一部現代長篇曆史小說）之前，當屬現代長篇曆史小說的發軔之作。
《莽秀才造反記》一書是以1901年發生在寧海的王錫桐起義（又稱“寧海教案”）為背景而創作的。當年的王錫桐起義爆發地——深甽大裏村與王任叔的故鄉大堰村僅僅一山之隔，而且起義曆時達四年之久，可說是在尚年幼的王任叔心裏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加之王任叔的妻子王洛華就是深甽大蔡人士，對於王錫桐起義的這一段過程肯定是知之甚詳。此外，這樣一件聞名中外的事情就發生在自己身邊，可以想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這個起義都會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綜合這一係列的因素，可說“寧海教案”對於王任叔的人生所帶來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雖則相關記載中表明此部小說的創作始於1927年，但小說的醞釀過程，在王任叔心裏由來甚久。
在這部小說中，描寫的江浙一帶風情和運用的方言俗語都極具濃鬱的鄉土氣息，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境界。可說是王任叔將全身心融入到小說的意境當中，這部作品也可稱之為中國現代曆史小說中當之無愧的經典。
急劇變幻的時代風雲，知識分子崇尚的個性主義與巴人固有的悲劇人格在《莽秀才造反記》中都留下了清晰完整的投影。它伴隨著巴人生活經曆與思想情感的變化而經過了四次修改，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作者被迫害致死也未能定稿。有人曾說，或許我們今天看到的並不是一部思想藝術無可挑剔的小說，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絕對無疑是一部極具個性，並在曆史小說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作品。
《莽秀才造反記》原來的名字叫《土地》，就很能說明這個問題。正如作品題記中所描述的：一方麵，土地撫養和孕育了人民，“在土地上，我們的父老，一代又一代，悄無聲息地工作著，從出生，結婚，到老死，他們沒有一天洗淨過手上的泥土”；而另一方麵，土地也背負了中國曆史的災難，使他們一代代“加入喪葬者的行列”。作者也在全書中不時地描寫由這片獨特土地所培育出來的獨特的浙東山水和迂、硬的民風：“他們在狂波巨浪中，學得了狂放與勇猛；他們在叢林與巉岩中學得了堅韌與挺拔。”這是一種植根於特定土壤的原始野性，它在造就了人們所謂的“台州式的硬氣”的同時也意味強悍與殘忍、械鬥、搶親、吃大戶在整部作品中，始終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生機勃勃的民間激情和原始粗鄙矛盾混一的文化景觀。
這部以“寧海教案”為背景的現代長篇曆史小說讓王任叔在璀璨的文學人生裏，更添了一個絢麗的光環。
蘇步青（1902-2003），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傑出的數學家，被譽為“數學之王”，與謝俠遜、馬星野並稱“平陽三王”。主要從事微分幾何學和計算幾何學等方麵的研究。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多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七、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複旦大學校長等職。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