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把全球史視角引入晚期帝製中國研究的“新清史”，也刺激了這一清朝曆史書寫的轉向，在《清朝》這一卷中，羅威廉列舉出近年清史研究的三個轉向，除了“社會史轉向”之外，“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占了兩個，而這兩個轉向，都使得中國br大清曆史不得不突破以漢族中國為中心的寫法，擴大曆史書寫的空間視野。正如羅威廉引用孔飛力（Philip A.Kuhn）的話所說的，“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曆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在這種全球史視野中，歐美學者“不再將中國描寫成（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或一個特例，而是（把清帝國看成）眾多在大致上相同時期之歐亞大陸興起的數個近代早期帝國之一”，並且特別注意的是“並非帝國間的差異，而是其帝國野心的共同特征：在廣大範圍內施行集權管理的能力、精心經營的多元族群共存與超越國族邊界，以及同樣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間擴張”。他們不僅把清帝國放在與同時代的歐亞帝國（如英、法、俄、奧斯曼）對照之中，也把清帝國越來越擴大的“四裔”安放在曆史書寫的顯要位置，這樣才能理解他在《結語》中說的，“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形態之多民族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範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表麵上看，“史料增多”這一點，在這一套書中似乎並不明顯，但閱讀中我們也常常有意外驚喜。毫無疑問，中國學者可以先接觸新近的考古發掘、簡帛文書、各種檔案，這一點歐美學者並沒有優勢。但問題是，新發現需要新解釋，缺乏新的觀察角度、敘述方式和論述立場，新材料帶來的有時候隻是“增量”而不是“質變”，並不能使曆史“舊貌換新顏”。西方學者雖然不一定能夠看到最多或最新的資料，但他們善於解釋這些新史料，並且有機地用於曆史敘述。比如，陸威儀撰寫《秦漢》卷，就能夠使用各種簡帛資料（包山楚簡、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居延漢簡），其中《法律》一章，基本上依賴睡虎地、張家山等出土文獻，而庫恩所寫的《宋朝》卷討論遼金的佛教，也能夠引入諸如房山雲居寺、薊縣獨樂寺觀音閣、應縣木塔等考古與建築資料；特別是，往往眼光不同，選擇的史料就不同，卜正民撰寫的《元明》一卷，不僅用了《天中記》這樣過去通史一般很少用的邊緣史料來作為貫穿整個明史敘述的骨架，而且用了嚴嵩籍沒時的財產簿、《吳氏分家簿》《餘廷樞等立分單鬮書》《孫時立鬮書》《休寧程虛宇立分書》以及耶穌會士被沒收的物品記錄等，討論明代各種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的家當，讓讀者更直觀地感受到，明代各種階層與各色人等的一般經濟狀況；同樣，他還用《塞爾登地圖》等新發現和《順風相送》《東西洋考》等舊史料，來討論南海以及貿易往來；更特別設立《物華》一章來實踐物質文化史，討論文物、家具、書籍、瓷器、書畫，討論當時文人的藝術品位、文化修養與藝術商品和市場問題，因此，過去一般通史寫作中不太使用的《長物誌》《格古要論》《味水軒日記》之類的邊緣史料（當然，如果研究藝術、物質、文化的著作，會常常使用它們）就成為重要史料。這裏顯示出他對於史料有著別具一格的判斷、理解和闡釋。
當然，作為西方學者，他們常常能夠以西方曆史作為背景，時時引入歐洲資料與中文文獻互相參照，這就更加擴大了史料邊界。
二
歐美學者寫中國通史，當然與中國學者不同；21世紀寫中國通史，當然也與20世紀不同。以往，中國的中國通史，基本上會以政治史為主要脈絡，因此，政治、經濟、軍事等關係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曆史敘述中總是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他領域大體上隻是依附在這個主軸上。盡管從梁啟超《新史學》和《中國史緒論》開始，中國通史寫作就一直試圖改變這種曆史敘述的方式，但總體變化似乎並不大。
在寫這篇序文的時候，我正準備和日本、韓國的幾位學者討論國別史與東亞史之間的敘事差異，因此，恰好在翻閱以前中國學者編纂的一些通史著作。從晚清、民國流行的夏曾佑、繆鳳林、錢穆，到1949年以後成為主流的郭沫若、範文瀾、翦伯讚、白壽彝，也包括各種通行的中國曆史教科書。我注意到，中國學者撰寫的各種通史，大體都是一根主線（政治與事件）、若幹支流（社會經濟、對外關係、思想文化），曆史主線與各種支流在書中所占的比重大體固定。但在這套書中，我們則看到當下國際曆史學界風起雲湧的環境氣候、性別醫療、社會生活、物質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種角度，越來越多進入了曆史。雖然這套書還不能說已經是“複線”的中國史，但它也多少改變了以往“單線”的書寫方式。例如，在幾乎每一卷中，都專門設有一章討論社會史意義上有關宗族、親屬、性別、日常禮儀的內容（如《秦漢》卷第7章《宗族》、《南北朝》卷第7章《重新定義親屬關係》、《唐朝》卷第7章《宗族關係》、《宋朝》卷第7章《人生禮儀》與第12章《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元明》卷的第6章《家族》、《清朝》卷的第4章《社會》），其中，像《秦漢》卷第7章《宗族》中借用韓獻博（Bret Hinsch）、司馬安（Anne Behnke Kinney）的研究，對於秦漢女性與兒童的敘述，不僅展示了秦漢女性在宗族組織和社會生活中的狀況，而且討論了女性在政治權力角逐中的作用，不僅討論了秦漢帝國兒童的生命、壽夭、健康，還通過兒童討論了“孝道”與“政治”，這是過去各種通史著作很少有的；《宋朝》卷第12章《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則體現了當下社會生活與物質文化研究的趨向，其中運用考古、圖像與邊緣文獻講述有關衛生、裝扮、保健與福利的情況，比過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體和生動的宋代生活場景，使曆史不再是嚴肅、刻板的單一向度。在這裏，物質文化史的影響痕跡也相當明顯，前述《元明》卷對於“物華”，即文物、書籍、家具、瓷器、書畫以及欣賞品位與商品市場的描述，都是過去中國的中國通史著作中不太常見的。特別是環境史，眾所周知，氣候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盡管20世紀70年代以前竺可楨就陸續寫出了傑出的論文《中國曆史上氣候之變遷》（1925）、《中國曆史時代之氣候變遷》（1933）、《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1972），但除了寒冷氣候對於北方遊牧民族遷移和南侵的影響外，我們的通史著作並不那麼注意環境與氣候在政治史上的意義，卜正民所寫的《元明》一卷，卻用“小冰河時代”這一因素，貫串了整個13世紀至16世紀的中國曆史。盡管這套通史中所謂“小冰河期”與竺可楨的說法有些差異，元明部分關於“小冰河時代”（13世紀到15世紀）與宋代部分對於“小冰河時代”（10世紀末到12世紀）界定也有些衝突，有的證據（如用明代繪畫中的《雪景圖》證明氣候變化）也多少有些疑問，但是，把這一點真正有效地運用到曆史研究中，並作為政治變化的重大因素，確實是令人大開眼界，也使得曆史本身和觀察曆史都變得複雜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