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學界有一種不斷發掘曆史、把“我們的中國”向上追溯的潮流，從官方推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於考古發掘而重新認識“最初的中國”，這裏麵當然有相當複雜的動機和背景，不過，越追越早的曆史也碰到一個理論與方法的瓶頸，這就是原本“滿天星鬥”的邦國，什麼時候才可以算內在同一的“中國”？在什麼樣的曆史形態下，那片廣袤區域才有了一個“中國”共識？這套“帝製中國史”用了“帝製”這個概念，把這個問題放在括號中擱置下來暫緩判斷，無疑是聰明的方案。當然，帝製中國是一個“帝國”，既然作為“帝國”，秦漢疆域內仍然有著多種民族與不同文化，不過重要的是，在這個“帝國”之內，那個叫作“中國”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也在逐漸形成，並且日益成為“帝國”的核心。陸威儀在討論秦漢時代的曆史意義時，就指出在這個帝國控製下，“中國”，也就是帝國的核心區域，由於製度、文化、社會的整合，不僅在內部“去軍事化”，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上逐漸“同質化”。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相當有意義，對於此後的曆史敘述也相當重要，因為這可以說明曆史中的“中國”的形成、移動和變化，當然也是在擴大。因此，我們看到《南北朝》卷相當突出“中國地理的重新定義”，所謂“重新定義”，就包括長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區（即屬於古人所說“溪洞濮蠻”的地區）的開發，它拓展了“中國”的疆域和文化，而《唐朝》卷則再一次強調“中國地理的再定義”，指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和南北經濟文化重心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形成與擴張才逐漸顯現出來。
這一思路幾乎貫穿各卷，像卜正民撰寫的《元明》這一卷的第二章《幅員》，就非常精彩地從蒙元的大一統，說到它的整合與控製；從明朝的版圖縮小，說到明朝對西南的“內部殖民主義”；從交通郵遞係統對國家的意義，說到元明的南北變化；從元明行政區劃，說到人口與移民。就是這樣，把族群、疆域、南北、經濟一一呈現出來，在有關“空間”“移動”“網絡”的描述中，曆史上的“中國”就不至於是“扁的”或“平的”。而羅威廉撰寫的《清朝》一卷，更是在第三章《盛清》中專列《帝國擴張》一節，濃墨重彩地敘述了大清帝國的疆域擴張，正如他所說，當這個帝國“在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個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漸漸地，中國士人開始接受此重新定義的中國，並認同其為自己的祖國”。傳統“中國”在帝製時代的這些變化，換句話說是“中國地理的定義與再定義”，應當就是這套曆史書的一個主軸。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學界有一種不斷發掘曆史、把“我們的中國”向上追溯的潮流，從官方推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於考古發掘而重新認識“最初的中國”，這裏麵當然有相當複雜的動機和背景，不過，越追越早的曆史也碰到一個理論與方法的瓶頸，這就是原本“滿天星鬥”的邦國，什麼時候才可以算內在同一的“中國”？在什麼樣的曆史形態下，那片廣袤區域才有了一個“中國”共識？這套“帝製中國史”用了“帝製”這個概念，把這個問題放在括號中擱置下來暫緩判斷，無疑是聰明的方案。當然，帝製中國是一個“帝國”，既然作為“帝國”，秦漢疆域內仍然有著多種民族與不同文化，不過重要的是，在這個“帝國”之內，那個叫作“中國”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也在逐漸形成，並且日益成為“帝國”的核心。陸威儀在討論秦漢時代的曆史意義時，就指出在這個帝國控製下，“中國”，也就是帝國的核心區域，由於製度、文化、社會的整合，不僅在內部“去軍事化”，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上逐漸“同質化”。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相當有意義，對於此後的曆史敘述也相當重要，因為這可以說明曆史中的“中國”的形成、移動和變化，當然也是在擴大。因此，我們看到《南北朝》卷相當突出“中國地理的重新定義”，所謂“重新定義”，就包括長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區（即屬於古人所說“溪洞濮蠻”的地區）的開發，它拓展了“中國”的疆域和文化，而《唐朝》卷則再一次強調“中國地理的再定義”，指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和南北經濟文化重心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形成與擴張才逐漸顯現出來。
這一思路幾乎貫穿各卷，像卜正民撰寫的《元明》這一卷的第二章《幅員》，就非常精彩地從蒙元的大一統，說到它的整合與控製；從明朝的版圖縮小，說到明朝對西南的“內部殖民主義”；從交通郵遞係統對國家的意義，說到元明的南北變化；從元明行政區劃，說到人口與移民。就是這樣，把族群、疆域、南北、經濟一一呈現出來，在有關“空間”“移動”“網絡”的描述中，曆史上的“中國”就不至於是“扁的”或“平的”。而羅威廉撰寫的《清朝》一卷，更是在第三章《盛清》中專列《帝國擴張》一節，濃墨重彩地敘述了大清帝國的疆域擴張，正如他所說，當這個帝國“在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個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漸漸地，中國士人開始接受此重新定義的中國，並認同其為自己的祖國”。傳統“中國”在帝製時代的這些變化，換句話說是“中國地理的定義與再定義”，應當就是這套曆史書的一個主軸。
這當然也帶來了“空間放大”。在現代有關中國的曆史學變化中，“空間放大”即曆史研究超越漢族中國或中央王朝的疆域，是一個很明顯的特征。但是，這不僅是“中國”br“帝製中國”的空間在擴大，而是說，理解這個變化的“中國”就不得不了解“周邊”，把曆史中國放在亞洲背景之中，這或許是中國曆史研究的一個應有的趨勢。19世紀末以來，隨著道光、鹹豐兩朝有關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以及歐洲和日本學者對於“四裔之學”的重視，到了20世紀，中國“周邊”的曆史地理逐漸被納入中國史研究的視野，滿、蒙、回、藏、朝鮮、苗以及各種邊緣區域、民族與文化的文獻、語言、曆史、田野研究，使得有關“中國”的曆史研究發生了深刻變化。當然，21世紀更引人注目的變化，則是“全球史”的流行。中國學界常常引用梁啟超所謂“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這種自我認識三階段的說法，來證明我們也一樣接受全球史，但在真正書寫中國史的時候，卻常常“中國”是“中國”，“世界”是“世界”，就像我們的曆史係總是有“世界史”和“中國史”兩個專業一樣，甚至我們的各種中國史也對“邊緣的”和“域外的”曆史關注很少。這套書的撰寫者都來自歐美，當然身在全球史潮流之中，主編卜正民教授本人就是全球史的身體力行者，他的《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 Hat）、《塞爾登的中國地圖》（Mr.Selden’s Map of a）等著作，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全球史的傑作。因此，這一套書雖然說是“中國”的曆史，卻特別注意到“周邊”。卜正民自己撰寫的《元明》一卷，就特意設立一章討論南海，通過《順風相送》《塞爾登地圖》《東西洋考》等新舊文獻，“講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正如《塞爾登地圖》不再以大明為中心，而以南海為中心一樣，一個15、16世紀海洋貿易圈，把中國、日本、菲律賓、印度，甚至歐洲聯係到一起，呈現了一個全球史中的大明帝國。盡管卜正民認為明朝仍然隻是一個“國家經濟體”，但是，他也看到了越來越影響世界的“南海世界經濟體”在那個時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