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史所用的材料是最難整理最難用的，因為材料的真偽很難斷定，大多是些聚訟的問題。原來中國人之好做假書——就是製造假材料——是曆代不斷的，若大家認為最多出產假書的時期，由漢到今約四個：一、西漢末年，即所謂古文學；二、魏晉間；三、北宋的盛時，政府收書；四、明朝晚年，學士又有一番托古的習尚。就這四種去論，明朝的作偽是不能欺任何人的，北宋的作偽也沒有大關係（如今本《竹書》、《文中子》等），魏晉間作偽的大成績如《偽孔尚書》、《孔子家語》，已經為人辨別清楚的了；西漢末年的大作偽，也有近代所謂今文學家一派人的辯論，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就是這一辨偽題目中之大成，雖然其中過了度，太粗疏的地方很多，但這件事實的大概可知道。不過六經以外載籍諸子等等的考證，分析材料的考證，從來甚少；即如莊子、墨子等常讀的書，至今沒有整理好，而西漢時傳下的一切經傳的材料（今文的）至今尚很少人做工夫。經傳裏邊明明有許多是漢朝的成分，如《孝經》中所說的天子諸侯都是漢家的天子諸侯，都不是周王和春秋戰國間的諸侯。（說詳後。今舉一例，《孝經·諸侯章》雲：“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製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此種觀念至早不能上於漢文帝。春秋戰國諸侯之地位不能引出此種議論。）《論語》中有類似讖緯的話（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易》和《三家詩》僅是漢初的寫定本（三家詩文已與《論語》所引不同），而《公羊傳》之著竹帛，反較《春秋繁露》後幾年，伏生二十八篇以《秦誓》為尾，想是由於伏生做過秦博士。今文的經傳既然給我們些漢朝初年的色彩，至於大小戴記之大多部分為漢儒做作的，更不待說了。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如不把這些漢代的空氣分別清楚，便不能使用這些材料去寫周代的文學史。
近年來有一個極不好的風氣，大家好談先秦的事物，所謂先秦的書原不多，易於讀完，所以大家下筆，先秦這個，先秦那個。但我們敢自信這些所謂先秦的材料果真是先秦的材料嗎？我們何不看看這些材料是怎麼樣出來的呢？
一種書因時代而生變改，在後來印書時代較難，在中世手抄本時代尚易，在簡書時代，“父子相傳”即可改易，至於口傳許久後來再著竹帛之容易變動，更不待細論即明白（其實韻文之口傳甚能保守古語，如《鄂謨長歌》、《維陀》皆然。然《公羊傳》一類之口傳，則難能保守也）。所以雖是漢初年給我們的先秦材料，我們也要於用他時謹慎的。古來著書艱難，一簡不過幾十字，一部書便是一個產業，雖以“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如用現在的印刷法印成，未必便是一部大書。著述愈難，則著述和傳授更多是有所為而為，“與時進止”是不可免的，固守最初麵目是難的。
古代文學史所用的材料是最難整理最難用的，因為材料的真偽很難斷定，大多是些聚訟的問題。原來中國人之好做假書——就是製造假材料——是曆代不斷的，若大家認為最多出產假書的時期，由漢到今約四個：一、西漢末年，即所謂古文學；二、魏晉間；三、北宋的盛時，政府收書；四、明朝晚年，學士又有一番托古的習尚。就這四種去論，明朝的作偽是不能欺任何人的，北宋的作偽也沒有大關係（如今本《竹書》、《文中子》等），魏晉間作偽的大成績如《偽孔尚書》、《孔子家語》，已經為人辨別清楚的了；西漢末年的大作偽，也有近代所謂今文學家一派人的辯論，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就是這一辨偽題目中之大成，雖然其中過了度，太粗疏的地方很多，但這件事實的大概可知道。不過六經以外載籍諸子等等的考證，分析材料的考證，從來甚少；即如莊子、墨子等常讀的書，至今沒有整理好，而西漢時傳下的一切經傳的材料（今文的）至今尚很少人做工夫。經傳裏邊明明有許多是漢朝的成分，如《孝經》中所說的天子諸侯都是漢家的天子諸侯，都不是周王和春秋戰國間的諸侯。（說詳後。今舉一例，《孝經·諸侯章》雲：“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製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此種觀念至早不能上於漢文帝。春秋戰國諸侯之地位不能引出此種議論。）《論語》中有類似讖緯的話（如“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易》和《三家詩》僅是漢初的寫定本（三家詩文已與《論語》所引不同），而《公羊傳》之著竹帛，反較《春秋繁露》後幾年，伏生二十八篇以《秦誓》為尾，想是由於伏生做過秦博士。今文的經傳既然給我們些漢朝初年的色彩，至於大小戴記之大多部分為漢儒做作的，更不待說了。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如不把這些漢代的空氣分別清楚，便不能使用這些材料去寫周代的文學史。
近年來有一個極不好的風氣，大家好談先秦的事物，所謂先秦的書原不多，易於讀完，所以大家下筆，先秦這個，先秦那個。但我們敢自信這些所謂先秦的材料果真是先秦的材料嗎？我們何不看看這些材料是怎麼樣出來的呢？
一種書因時代而生變改，在後來印書時代較難，在中世手抄本時代尚易，在簡書時代，“父子相傳”即可改易，至於口傳許久後來再著竹帛之容易變動，更不待細論即明白（其實韻文之口傳甚能保守古語，如《鄂謨長歌》、《維陀》皆然。然《公羊傳》一類之口傳，則難能保守也）。所以雖是漢初年給我們的先秦材料，我們也要於用他時謹慎的。古來著書艱難，一簡不過幾十字，一部書便是一個產業，雖以“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如用現在的印刷法印成，未必便是一部大書。著述愈難，則著述和傳授更多是有所為而為，“與時進止”是不可免的，固守最初麵目是難的。
中國何時才有著作呢？無論今文或古文都告我們說，著作開始是很早的，但我們從文書材料上看來，西周隻有官書和迷信書（《易爻》）流傳，《論語》以前，不見有私家記言的文，而《論語》也但記一段語的扼要處，如標目摘由樣，也很可看出私家多多書寫之不容易。若《孟子》一流的書已很充暢豐長的了，但仍然是記言，且許多是後來追記。隻到荀卿、呂不韋、韓非，才整篇的著作，係統的著作《史記》上有明文。但這風氣方才開始，焚書的劫運就來了。那麼，焚書於書失傳上是很有貢獻的嗎？不過我們要知道，戰國秦漢人們的書和他們的職業是一事的；陰陽、刑、名、縱橫乃至儒、墨，都是家傳師授的職業，焚書未必使書絕，而秦之擯退方士（方士本是一普遍名詞，治方術者，皆是方士，後來遂為齊東一派所專用）。楚漢戰爭，和漢初年黃老儒術之遞相消長，是真真使一切學者（即方士）失業的。書以人之失業而失傳，家（今雲派）以人之失業而亡家。古代的載籍消失必是秦漢之際一直下來漸漸成的，斷非秦始皇帝能突然使他大亡特亡（《列國紀》已不傳民間，自然可以焚的方法亡之）。對於這一點，古文今文是最不同的。在今文浸潤的漢武帝詔書上，隻能說到“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古文家便於其上加上一句“書缺簡脫”以便自己的議論。雖然古文家時時故意把漢初年書亡缺事說得淋漓盡致，以便售自己的假古董，而今文家自信一孔之為大全，也太陋了，甚至愚到說伏生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後得《大誓》如拱北辰，多一篇不可，少一篇不能。“向壁虛造”的態度固不可，而“挾恐見破之私意”亦不應該，古文智而誣，今文愚而陋。我們將來要一部一部的把今文傳經整理過，一以閻氏對付梅傳之考定法對付之，等到可信者顯然可信，存疑者存疑，然後可以大膽的用這些材料，以討論文學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