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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史大綱》的內容及寫法回推，我們可以明白錢穆堅持一個人教“中國通史”，以及北大曆史係讓他教的理由。那不是他的狂傲，而是他對於什麼是“通史”提出了當時係裏其他人沒想到的深刻認識。
用原來的方式教的，是“簡化版中國曆史”，不是“中國通史”。“中國通史”的關鍵，當然是在“通”字，而這個“通”字顯然來自太史公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的《史記》包納了兩千多年，如此漫長的時間中發生過那麼多的事，對於一個史家最大的挑戰，不在於如何收集兩千多年來留下來的種種資料，而在於如何從龐大的資料中進行有意義的選擇，從中選擇什麼，又放棄什麼。
關鍵在於“有意義”。隻是將所有材料排比出來，呈現的勢必是偶然的混亂。許多發生過的事，不巧沒有留下記錄；留下記錄可供後世了解的，往往瑣碎零散。更重要的是，這些偶然記錄下來的人與事，彼此之間有什麼關聯呢？如果記錄是偶然的，人與人、事與事之間也沒有什麼關聯，那為什麼要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
史家的根本職責就在於有意識地進行選擇，並且排比、串聯所選擇的史料。最簡單、最基本的串聯是因果解釋，從過去發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為／所以”：前麵有了這樣的現象，以至於後來有了那樣的發展；前麵做了這樣的決定，以至於後來有了那樣的結果。排出“因為／所以”來，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亂的現象與事件，人們閱讀曆史也就能夠借此理解時間變化的法則，學習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規律。
“通古今之變”，就是要從規模上將曆史的因果解釋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記》那樣從文明初始寫到當今現實，是因為這是人類經驗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從過往經驗中尋找出意義與智慧的最大可能性。我們能從古往今來的漫長時間中找出什麼貫通原則或普遍主題呢？或者通過消化漫長時間中的種種記錄，我們如何回答那些隻有放在曆史長河裏才能回答的關鍵問題呢？
這是司馬遷最早提出的“通古今之變”理想，應該也是錢穆先生堅持一個人從頭到尾教“中國通史”的根本精神價值來源。“通史”之“通”在於建立一個有意義的觀點，幫助學生、讀者從中國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貫通變化。這是眾多可能觀點中的一個，借由曆史的敘述與分析能夠盡量表達清楚，因而也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樣的人研究曆史會看到、凸顯不同的重點，提出不同的解釋。如果是不同時代、不同主題就換不同人從不同觀點來講，那麼追求一貫“通古今之變”的理想與精神就無處著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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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我明顯不自量力一個人講述、寫作一部中國曆史的勇氣來源。我要說的，是我所見到的中國曆史，從接近無窮多的曆史材料中，有意識、有原則地選擇出其中一部分，講述如何認識中國曆史的一個故事。我說的，隻是眾多中國曆史可能說法中的一個，有我如此述說、如此建立“通古今之變”因果模式的道理。
一言以蔽之，這個道理是“重新認識”。通過學校教育、普遍閱讀或大眾傳媒，一些讀者對中國曆史有了一些基本常識和刻板印象。我試圖做的，是邀請這樣的讀者來“重新認識”中國曆史，來檢驗一下你以為的中國曆史和事實史料及史學研究所呈現的，有多大的差距。
在選擇中國曆史敘述重點時，我會優先考慮那些史料或史學研究上紮實可信，卻和一般常識、刻板印象不相合甚至相違背的部分。這個立場所根據的，是過去百年來，“新史學”、西方史學諸方法被引進並運用到研究中國曆史中所累積的豐富成果。但很奇怪也很不幸的是，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曆史知識與看法，卻遲遲沒有進入教育體係、沒有進入一般人的曆史常識中，以至於21世紀的大部分人對中國曆史的認識，竟然還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傳統說法。“重新認識”的一個目的，就是用這些新發現、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戰、取代傳統舊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