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人一路無話，手挨著手，肩靠著肩，隻能慢慢踱著步子往“老楊理發店”那頭走，一路上遇見不少上前打招呼的人，都是曾經照顧過年曉泉的街坊鄰居，有一陣時間沒見到她，很是熱心的過來問她的近況。
年曉泉不是土生土長的潭城姑娘，但她在這裏打拚多年，金鑼巷對於她這個外地人而言，也已經算是半個娘家。
當年年曉泉進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這家“老楊理發店”做學徒。
“老楊理發店”那時還不叫這個名兒，它甚至沒有招牌，二十平方米的地方，隻有一個大門朝西開。
客人來了得等座，人來人往多是熟客。店裏提供泡了茶的印花搪瓷杯，偶爾也有花生米，一屋子街坊鄰居聊起天來，你一言我一語，話題天南地北，輕不牽涉各自短褲內衣的顏色，重不問候對方記憶中凶悍的老母親，家國天下事，話頭一起，總能得到兩句附和，似乎在這裏，不管是批判誰家不愛洗碗的老頭，還是同情哪個又陷入了水深火熱的國家，都會顯得很有參考性。
“老楊理發店”那時的店主老楊是這一片街區的剪頭技術骨幹。
老楊平時喜歡分析國際形勢，偶爾也下象棋，年過七十收了年曉泉這麼個徒弟，就又多了個跟人炫耀自己“後繼有人”的樂子。
他的妻子鄭老太太是當年把年曉泉從車站撿回來的人。
鄭老太太年輕時是工人，一輩子熱愛勞動，嫁給老楊之後，成了金鑼巷的風紀檢查員以及吵架委員會會長。
老太太在金鑼巷江湖地位頗高，一片街區的婚喪嫁娶都與她有關，前後忙碌幾十年，男同誌見到她下意識都要摟緊褲腰帶，如果不是後來查出惡性腫瘤，她不得不退出江湖，年曉泉興許還能被她培養得更像樣一點。
年曉泉跟著老太太來金鑼巷時剛滿十七。
老太太把她當半個孫女養活，一個月開出工資六百多，包吃包住。
年曉泉住的地方在小店樓上，一間五六平米的雜物間，左邊一張木板單人床，右邊一張樟木小桌，推開窗是後巷豆腐西施的吆喝，關上窗是對門小姑娘練習二胡的靡靡之音，間或帶上幾聲小夫妻的爭吵，抑揚頓挫，是夾雜英文的。
那時候首都北城正要舉辦奧運會，潭城作為省會城市，居民的學習熱情也分外高漲，大家為表現自己的博學好客，吵起架來，也都很負責的懂得加上兩句鳥語。
老楊兩口子鳥語說的不好，所以就時常需要向高中畢業的年曉泉請教。祖孫仨到了晚上，圍著餐桌抬頭看，電視裏放的是歌舞升平的新聞聯播，桌上擺的是紅泥火爐的家常菜色，打眼一望，就像一家人一樣。
年曉泉跟老兩口住了小半年，個子又往上衝了三四厘米，十七歲的姑娘，身高直逼一米七三。
老楊對自己這個關門弟子很是看重，傾囊相授。
直到第二年入夏，鄭老太太病情惡化，他才不得不離開潭城、帶著妻子去了北城治病。
老楊走之前關掉理發店，把年曉泉很是鄭重地交到了兒子小楊手裏。
小楊四十來歲，子承父業，也給人剪頭。
但他工作的地方可比金鑼巷洋氣多了——在城北一家高檔美發會所。
會所不是能讓人放肆的地方，那裏不提供泡了茶的老搪瓷茶杯，也沒有人高聲聊天，上那兒剪頭的客人一般叫做消費者，剪頭的師傅也並不叫師傅，端莊一點喊老師，親切一點叫托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