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民先生《唐宋詞的魅力——基於古典詩詞曲之比較研究》一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於上述詩詞的體製要求與體式特征，有簡切精到的把握。有鑒於從廣義上說，詩、詞、曲三者都體屬於詩，它很注意在相互的比較中，揭櫫詩與詞的異同，以及詩詞之於曲的聯係和區別。凡所指述，能包舉從題材、形式到語言、風格等多個方麵，尤其在語言、風格上，指出“詩莊詞雅曲俗”“詩詞貴含蓄，重弦外之音；曲則尚顯露，以一洗無餘，極情盡致為工”，“詩詞忌纖巧，曲則貴尖新”“詩詞忌油滑，曲則時帶詼諧”，均備極具體，言之成理。
就詞而言，此書結合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境界說”的“獻疑”，對詞的體性所做的探討，諸如詞中是否有“狹而深”一境；“詞多無題”的緣由及其演變軌跡；詞的風格可從“疏”與“密”的角度來論，而此“疏”“密”不僅關乎藻采，也因於情誌；詞雖多陰柔之美，但仍當以剛柔相濟為最高，而對代表這兩種風格的豪放、婉約詞派，尤須作準確解析，不應輕忽其中才情瀾翻的大家，越界跨體，淹有雙美，等等，大都切中肯綮，發人興會。有些極細微處，前人未必重視，如詞的音樂與抒情的“相配機製”“獨重女音”的歌唱標準，還有“含蓄能留”的藝術內涵，經其不經意表出，也可見慧心獨具。至於所揭出的如何理解劉熙載《藝概》所謂“詞如詩”“曲如賦”的問題，該書限於篇幅，雖未做進一步展開，但結合全書的論述，仍可見出作者基本的判斷。那就是就前者說，因為詞與詩同屬韻文，而傳統文學從本質上說又均從屬於詩、並最終走向詩，所以盡管曆代論者每常分疏兩體，有詩貴莊重而詞不嫌佻、詩貴深厚而詞不嫌薄、詩貴含蓄而詞不嫌露等說法，如清人曹爾堪《峽流詞序》以為：“詞之為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如春華，而詩則秋實也；如夭桃繁杏，而詩則勁鬆貞柏也”，但大多數人不會認為隻有詩該典雅，詞因多寫閨襜，就可流於狎昵；隻有詩該莊敬，詞因蹈揚湖海，就可以動涉叫囂。相反，受一種極富於整塑力的文學傳統的影響，越到後來，它在體式上就越是走向一條與詩相同的道路。其體式要求之嚴苛，誠如《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所說，“類詩之有禁體”。而其抒情性，就此也端賴比興而不在鋪陳，盡管它從不排斥鋪陳。
再就曲說，雖然歸在韻文，但古人認為其與詩詞的體式要求又自不同。“詩詞同體而異用，曲與詞則用不同，而體亦漸異，此不可不辨”（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八）。 故提出詞宜雅矣而尤貴得趣。“雅而不趣，是古樂府；趣而不雅，是南北曲”（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卷十一），故“下不可入曲”（謝元淮《填詞淺說》），既不可以曲作詞，也不可調詞而語曲。今人任中敏《詞曲通義》論曲與詞的區別，稱一動放橫廣，一靜斂縱深，則以為不惟途徑態度，即精神與性質，兩者都有區別。不過，轉換一下思路，也由此可見曲在體式上，是有著抒情上可以竭情發揚的便利特性的。而所謂的“動放橫廣”，乃或“外旋”而“陽剛”，都更與賦相匹配。此所以，梁廷枏《曲話》會說：“詩詞空其聲音，元曲則描寫實事，其體例固別為一種”。要“描寫實事”，可不就需要鋪敘與直陳？如此，因多用賦來盡其口角與情色，進而在體式上近於賦，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此外，曲之造語必“俊”，用字必“熟”，如周德清《中原音韻》所說，又必不能“語粗”，即“無細膩俊美之言”；“語澀”，即“句生硬而平仄不好”，包括以後王驥德《曲律》論其字法“要極新，又要極熟；要極奇，又要極穩”，句法“宜藻豔不宜枯瘁”，“宜溜亮不宜艱澀”，很大程度上說，都成為作者書中論述的重點。其能深體古人張大曲體的用意，那種通過強調鋪敘與直陳的正當性來達成己意的言語策略，無疑是一種知人論世，切境入情的穩實的判明。
裕民先生《唐宋詞的魅力——基於古典詩詞曲之比較研究》一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於上述詩詞的體製要求與體式特征，有簡切精到的把握。有鑒於從廣義上說，詩、詞、曲三者都體屬於詩，它很注意在相互的比較中，揭櫫詩與詞的異同，以及詩詞之於曲的聯係和區別。凡所指述，能包舉從題材、形式到語言、風格等多個方麵，尤其在語言、風格上，指出“詩莊詞雅曲俗”“詩詞貴含蓄，重弦外之音；曲則尚顯露，以一洗無餘，極情盡致為工”，“詩詞忌纖巧，曲則貴尖新”“詩詞忌油滑，曲則時帶詼諧”，均備極具體，言之成理。
就詞而言，此書結合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境界說”的“獻疑”，對詞的體性所做的探討，諸如詞中是否有“狹而深”一境；“詞多無題”的緣由及其演變軌跡；詞的風格可從“疏”與“密”的角度來論，而此“疏”“密”不僅關乎藻采，也因於情誌；詞雖多陰柔之美，但仍當以剛柔相濟為最高，而對代表這兩種風格的豪放、婉約詞派，尤須作準確解析，不應輕忽其中才情瀾翻的大家，越界跨體，淹有雙美，等等，大都切中肯綮，發人興會。有些極細微處，前人未必重視，如詞的音樂與抒情的“相配機製”“獨重女音”的歌唱標準，還有“含蓄能留”的藝術內涵，經其不經意表出，也可見慧心獨具。至於所揭出的如何理解劉熙載《藝概》所謂“詞如詩”“曲如賦”的問題，該書限於篇幅，雖未做進一步展開，但結合全書的論述，仍可見出作者基本的判斷。那就是就前者說，因為詞與詩同屬韻文，而傳統文學從本質上說又均從屬於詩、並最終走向詩，所以盡管曆代論者每常分疏兩體，有詩貴莊重而詞不嫌佻、詩貴深厚而詞不嫌薄、詩貴含蓄而詞不嫌露等說法，如清人曹爾堪《峽流詞序》以為：“詞之為體如美人，而詩則壯士也；如春華，而詩則秋實也；如夭桃繁杏，而詩則勁鬆貞柏也”，但大多數人不會認為隻有詩該典雅，詞因多寫閨襜，就可流於狎昵；隻有詩該莊敬，詞因蹈揚湖海，就可以動涉叫囂。相反，受一種極富於整塑力的文學傳統的影響，越到後來，它在體式上就越是走向一條與詩相同的道路。其體式要求之嚴苛，誠如《鄭大鶴先生論詞手簡》所說，“類詩之有禁體”。而其抒情性，就此也端賴比興而不在鋪陳，盡管它從不排斥鋪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