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克格勃老牌特工家門前叛逃(2 / 3)

臨睡前戈爾季耶夫斯基給第一總局第三處處長尼古拉·彼得羅維奇·格裏賓打了個電話,報告自己回來了。格裏賓沒說幾句話,戈爾季耶夫斯基感覺到他的語調冷冰冰的,再一次證實戈爾季耶夫斯基的直覺是對的。

5月20日早晨,第一總局第三處的一名軍官也就是兩年前被英國當局驅逐出境的弗拉基米爾·切爾諾夫,開著自己的捷達車來到戈爾季耶夫斯基家,接他去第一總局辦公樓。戈爾季耶夫斯基被安置在總局第三處一個空房間裏,等了老半天沒有人搭理。戈爾季耶夫斯基主動問起同切布裏科夫和克留奇科夫會麵的事,得到的答複是:首長什麼時候決定接見,我們會盡快通知你。

接下來的整整一周什麼動靜都沒有。戈爾季耶夫斯基整天無事可做,等待召見,每天守在電話機旁坐到晚上8點。

他幾次催問,辦公室總是找出各種托詞,要麼說克留奇科夫這周日程好像安排得很緊,國家安全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要開許多會,切布裏科夫則隻有在戈爾季耶夫斯基和克留奇科夫談話之後才能見他。於是,他拿出自己關於英國情報工作的報告作進一步修改,核對有關英國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麵的數字資料。其實也沒什麼東西好修改的,他隻不過是借此消磨時間。

5月27曰,中午快下班的時候,第一總局副局長格魯什科將軍給他打了個電話,讓他參加一個重要會議,研究對英國最高機構滲透的新戰略。他們乘坐格魯什科的黑色伏爾加小車前往第一總局建在郊外的克格勃內部酒店,那裏已備好酒宴恭候他們,克格勃幾位高級官員正等著他們。格魯什科問道:“喝點什麼?”戈爾季耶夫斯基想起戈爾巴喬夫正發起反酗酒運動,顯得很猶豫,沒有吭聲。格魯什科好像早有準備,朝服務員招招手,一個服務員送上一瓶亞美尼亞白蘭地為他們斟滿酒杯,戈爾季耶夫斯基也沒有推辭。

令戈爾季耶夫斯基驚訝的是,格魯什科開始詳細詢問他家裏的情況。酒喝得差不多,他們開始吃著甜點,同桌的克格勃將軍戈盧別夫和反間諜處負責調查內部失密工作的布達諾夫上校也插話閑聊,當然,大家都說些無關緊要的事,酒席上氣氛顯得很輕鬆。服務員又拿來了一瓶白蘭地,戈爾季耶夫斯基的酒杯被再次斟滿。喝完這杯酒,戈爾季耶夫斯基覺得不對勁,頭開始暈眩,說話時舌頭不聽使喚,無法支配自己的意識,感到自己成了另外一個人,他立刻明白酒裏下了麻醉藥。

戈爾季耶夫斯基隱隱約約看到格魯什科走出了房間。戈盧別夫和布達諾夫坐在桌旁沒走,接著他們接二連三地向他提問。他們詢問戈爾季耶夫斯基一些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特工的情況,特別詳細問到一個外號叫“法維爾”(意為告別)的逃到法國的間諜。此人在克格勃科技間諜局幹過,兩年前被人幹掉了。然後就是些更具體的問題,比如突然問道:“你怎麼可以讓女兒讀《我們的在天之父》,宣傳有神論思想?”戈爾季耶夫斯基極力想保持清醒,他不停地提醒自己,暗暗地說:“我讓人灌醉了,我很清楚。但我理不清頭緒。我知道他們的卑鄙行為,他們監視我,偷聽了我和母親、妹妹的談話,他們在住宅裏安裝了竊聽器。”接著,他們又問了他放在床底下的書,為何私藏索爾仁尼琴的著作,把這些反蘇的書籍帶入國內。

再往下就不是婉轉地詢問了,而是直奔主題,嚴厲地審訊。他們直接指責戈爾季耶夫斯基在為英國情報部門效力。戈盧別夫提到一個英國外交官的名字,說道:“是他收買了你,我們全都知道了。”戈爾季耶夫斯基硬撐著,心裏不停地重複:別開口,別開口。然後他們離開房間,隻剩戈爾季耶夫斯基一人,過了一會兒戈盧別夫回來了,對他說:“老實就好,再講一遍。你怎麼不記得了,你不是剛剛還承認了嗎?”戈爾季耶夫斯基感到頭暈目眩,他好像聽到自己的聲音在很遠的地方對他說:“我沒說,沒有說。”然後他就什麼也不記得了。

第二天早晨,戈爾季耶夫斯基醒來時發現自己在一間臥室裏,頭異樣地疼痛,渾身乏力。這時門被推開,出現一男一女兩個服務員模樣的人,男的站在門口,女的給他送來咖啡。戈爾季耶夫斯基喝了一杯咖啡頭舒服些。想起昨天發生的事,他不覺一陣戰栗,長歎一聲,心想:“完了,死定了,逃脫不了。”

早晨9點30分左右,戈盧別夫和布達諾夫來到酒店房間,看兩人的樣子好像沒有異常的變化,昨天在酒席上的審訊就像沒發生一樣。戈爾季耶夫斯基漸漸又產生了一線希望,事情可能沒有那麼糟糕。一會兒,戈盧別夫就離開了,布達諾夫留了下來。雖然他早有耳聞,布達諾夫是克格勃中最危險狡詐的人物,但布達諾夫很溫和、很隨便地問戈爾季耶夫斯基:“你都去過英國什麼地方?”戈爾季耶夫斯基知道,對蘇聯外交官來說通常被限製在倫敦以外的地方活動。而克格勃的工作人員大多是以外交身份作掩護的。他謹慎地說:“隻到過布拉克普耳、布裏奇頓和哈羅蓋特,那還是因公出差。”

布達諾夫去過倫敦,說:“那地方從沒聽說過。”隨後他語氣一轉,怪怪地說:“你昨天表現得倔強好鬥,你很自信啊。說我們又在搞1937年那樣的大清洗,迫害異己,這就不對了,過一段時間我會向你證明我們在做什麼。”他最後安慰戈爾季耶夫斯基說,“你已經表示了歉意,可以回去了。”

戈爾季耶夫斯基回到家後,馬上給格魯什科打了個電話,告訴對方自己身體不太舒服,今天不能去上班,並說:“如果昨天說過什麼不該說的話,請原諒。”格魯什科讓他在家好好休息,有事會及時通知他。戈爾季耶夫斯基最後憋不住,頗有點怨氣地說:“不過那兩個家夥的行為也太令人費解了。”格魯什科在電話裏打哈哈,用誇張的語氣說:“正相反,他們是兩個很可愛的人。”戈爾季耶夫斯基馬上意識到,他們的談話都錄了音。他在家冥思苦想待了兩天,他不知道自己的抵賴還能騙他們多久,但至少還有活命的可能。經過前幾天的交鋒,戈爾季耶夫斯基判斷他們隻是懷疑,還沒有拿到證據,因為格魯什科將軍對《我們的在天之父》和床底下索爾仁尼琴的著作這些無足輕重的事都抓住不放,表明他們手上沒有確切的證據,案子隻是建立在一些間接論證上,他還有希望逃脫。想到這些,他沮喪的情緒漸漸緩和多了。

5月30日上午,戈爾季耶夫斯基準時趕到總局第三處上班,有人通知他立即去格魯什科的辦公室。格魯什科坐在寫字台後的皮椅上,戈盧別夫和滿臉陰沉的第三處處長格裏賓坐在桌前的沙發上,格魯什科說:“昨天我和克留奇科夫同誌幾乎一整天都在談論你的事,你心裏清楚,你欺騙我們很長時間了,為此,你在英國的工作就到此結束,我們通知你的家人馬上回到莫斯科來。但我們認為,你雖然不能在第一總局工作,但可以繼續留在克格勃其他部門任職,你的意見如何?”戈爾季耶夫斯基清楚,審問並沒有結束,這不過是緩兵之策,先穩住他,等著他與英國情報機構聯係或在其他什麼事上暴露。他雖然被監視起來,但容許他自由走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