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廣州《隨筆》贈閱未斷，1992年第六期又準時寄到。我年增而精力減，可是對於不破費而送到眼前的，還是願意翻開看看。收名人的文章不少，看了而引起沉思的是王西彥一篇，《焚心煮骨的日子》。據“編者按”，這是一本書名，共二十四章，寫“文革”的回憶，這一期刊載的是書的第五第六兩章和後記。第五章的題目是《三個死難者》（其實加上傅雷的夫人朱梅馥，是四個），指葉以群、李平心和傅雷。第六章的題目是《一個不識時務的老人》，指原名陳小航後來一貫用筆名的羅稷南。引起的沉思呢，很雜，想隻說兩種。由人生之道方麵看，一種淺而明，是，用每“小”愈況法，以喻為一個人，荒唐，不會養生，以致惹來一場大病，險些死去，事過，應該自己記住，並告訴子女，病時的情況，尤其病因的荒唐，以期此後不再病；此理甚明，也就用不著多費唇舌。我想說的是第二種，不淺而明的，是在隻用暴力而不講理的環境中，可否不走羅稷南的硬頂而不說假話的一條路，而走《詩經·大雅·烝民》說的一條路，“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甚至當戲唱，說假的比真的更像真的？問題很複雜，因為牽涉到“朝聞道”的“道”，所以就一言難盡；甚至是非也很難說。
佛門視妄語為大戒。常識呢，誠也是美德，但容許少數例外，比如對病危的人說病況，實就反而不合適。常識來於常，也是對付常的，所以碰到非常就要另說。“文革”的情況是非常，單就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一群說，有不少人（或竟是絕大多數？），包括我在內，走的是明哲保身一條路。辦法是：行動表示服從；少說話，非說不可就說假的。這就於理有虧、於德有損嗎？說是，說不是，像是都不能斬釘截鐵。難於論斷，是因為心情很複雜。以下算做自省也好，想說說這個複雜。
複雜，要排個次序，姑且由親及疏。也許由於“天命之謂性”？感到最親的是生命，於是決定，或並未思索就選定，隻要有辦法，要爭取能活下去。至於辦法，上麵說過，要演戲，即唱念做，觀眾所見，是蕭恩或教師爺，下場，卸了裝，回到蝸居才變成自己。這也許很苦嗎？也不盡然，因為“保身”之前還有“明哲”。這明哲，化為處世之理，還可以分為遠近。近的是從“政學係”那裏學來的，是“對人說人話，對鬼說鬼話”。比如，對於監督我們（斯文）掃地、早晚請罪的紅衛英雄，說“這樣做並不好”是人話，說“我有罪，我有罪”是鬼話，我說鬼話，混過來，想到政學係的發明創造，還很得意。由政學係稍遠就推到講理是迂。還記得有個故事是講這種情況的，那故事是：甲乙二人爭論，甲說四七是二十八，乙說是二十七，相持不下，至於扭打，到縣太爺那裏打官司。縣太爺判打甲三十大板，都逐出。甲不服，回來問責打的理由，縣太爺說，“他已經荒謬到說四七是二十七，你還同他爭論，不該打嗎？”甲歎服。據此理，說假話，不講理，也就有了理。由此理還可以再遠推一步，是由《莊子·秋水》篇那裏學來的，爭論，認真，是想“藏之廟堂之上”，“留骨而貴”，我認為應該“寧其生而曳尾於塗（途）中”。就這樣，我，還有不少人，就居然活過來，及見改革開放，欣賞電視屏幕上的時裝表演，享受農林牧副漁的良好收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