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因此開始相信：“中國民族革命已到穩固時期，無產階級已到奪取領導權的時期”，“中國工人確有力量，確可革命”，“可以擔負世界革命的責任”，因此，中國革命必須“一氣嗬成”。《中共上海區委召開活動分子大會記錄》，1927年3月19、25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337～344、395～398頁。
但是，正當中國共產黨人躍躍欲試地在上海“準備一個很大的防禦的流血的犧牲”，以便同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新右派爭奪領導權的時候，對中國革命局勢的判斷總是慢半拍的聯共（布）中央，突然於3月下旬接連開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熱情大潑冷水。他們接連致電提出：（1）不要用武力衝入租界，避免在上海發生類似漢口那樣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國主義聯合幹涉的危險；（2）注意利用國民黨左右派之間的衝突，不要倉促出麵與軍隊對抗，並且應當隱蔽發展以保護自己；（3）應實際準備武裝組織，不要將武器交出去，但要準備在力量對比不利時將武器隱藏起來。《特委會議記錄》，1927年3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第438頁；T曼達梁：《中共領導為何失敗？》，《真理報》1927年7月16日，《蘇聯真理報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選編》第1輯，第516～518頁。
斯大林這時正因為其中國政策的“右傾”受到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的尖銳批評。蔣介石破裂與中共關係的危險，恰好為托洛茨基等人的批評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口實。因此，斯大林這個時候既要高唱激進主張，又不能馬上改變既定的政策。因此，他的解釋和觀點就是：“國民黨是一種聯盟，一種由右派、左派和共產黨人組成的革命議會，如果我們擁有多數，右派又順從我們，為什麼要搞政變?為什麼要驅逐右派?”“目前我們需要右派，他們中有領導軍隊進行反帝鬥爭的有才幹的人。蔣介石可能並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著軍隊，正好可以作反帝鬥爭之用”。他在4月6日的一次演講中留下了一句名言：“我們要充分利用他們，就像擠檸檬汁那樣，擠幹以後再扔掉”。《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的積極分子大會上的講演》，1927年4月6日，《共產國際第八次全會上的中國問題》，第123～124頁。
然而，還沒有等到中共方麵做好準備，蔣介石等已經於4月12日淩晨找借口繳了上海總工會工人糾察隊的武裝。18日，以蔣為首的國民黨人公開另立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與這時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分庭抗禮，進而還開始實施血腥的“清黨”措施了。
四一二事變的發生，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國民革命軍占領下的廣東、福建、廣西、安徽、浙江、江蘇，以及公開歸附國民黨的西南諸省，先後都站到了蔣介石南京國民黨的一邊，江西朱培德則夾在寧漢中間，兩邊搖擺。共產黨及其影響下的左翼國民黨人，實際上有效控製的區域，隻剩下了湖北和湖南兩省區。兩省原本就因工農運動造成經濟危機，外交關係緊張，如今航運及陸路均遭封鎖，財政更加困難，統戰關係，乃至軍隊和工農運動之間的關係，也愈發緊張起來。湖北夏鬥寅部和湖南長沙許克祥部相繼發動的武裝叛亂，更進一步使武漢政府失去了對湖北部分地區，特別是湖南大部分地區的控製，從而更加凸顯了武漢國民黨地位的岌岌可危。再加上北京政府這時突然襲擊了蘇聯大使館，不僅捕殺了包括李大釗在內的一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蘇聯大力援助國民黨和馮玉祥國民軍的秘密文件。此舉對國民黨人和馮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壓力。武漢政府甚至解除了鮑羅廷的顧問職務。
麵對如此嚴重的局麵，在武漢的鮑羅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不得不力謀妥協，以求緩和危險局勢。然而，斯大林等卻清楚地意識到破裂在所難免，為避免被托洛茨基等坐實“妥協”政策失敗的口實，斯大林突然異乎尋常地要求中共采取更加激烈的徹底的革命方針。其隨後發出的著名的“五月指示”，固然在形式上也肯定“必須同過火行為作鬥爭”，“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但是，它同時強硬提出：（1）堅決主張從下麵實際占領土地，對此必須千方百計地加以促進；（2）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3）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和兩湖地區5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4）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轉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7號（特字第85號）記錄》，1927年6月2日；轉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第298～299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