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同學膽怯地說：“像公雞。”
老師提高嗓門再次向全班同學發問：“中國地圖像什麼？”
全班齊聲回答：“像公雞！”
我們從接觸地理課開始，老師就告訴我們“中國地圖的形狀就是一隻引吭高歌的大公雞”，其實換個角度再看，中國地圖像“一隻長著胡子的山羊”也未嚐說不過去。案例中這位地理老師根深蒂固的思想，不僅阻滯了自身創造力的發展，更是在扼殺代表著祖國未來希望的學生想象力。教育家尼爾·波斯特曼就曾深刻地批判過這種現象：“孩子們入學時像個‘問號’，而畢業時像個‘句號’。”看來，過於傳統、不知變通地看問題的方式，真是毒害匪淺！
第三，慣性經驗的思維方式。
在金庸小說《飛狐外傳》中，寫到過兩個人物倪不大和倪不小兩兄弟，人們問他們“誰是老大”，兩人都搖頭。問他們“是否雙生兄弟”，兩人還是搖頭。但看兩人的身形，又是毫無差異，“決不能不是雙生兄弟”。眾人都感到非常詫異，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從眾人的慣性經驗看來，凡是長得一模一樣的就一定是雙胞胎，而我們平時最為多見的也是雙胞胎，而這兄弟兩人長得一模一樣，卻不承認是雙胞胎，在眾人看來自然十分不可理解，簡直是“腦子有問題”。殊不知，他們其實是一母三胎的其中兩個，而他們兩人都不是老大。
除了雙胞胎之外，三胞胎、四胞胎的概率雖然較小，但也是客觀存在的事實，而人們卻很容易會被自己長期以來慣有的經驗思維給製約了想象的空間。
桌上有一張百元大鈔，鈔票的正中被一把豎直放置的沒開刃的菜刀壓著，菜刀上支撐著一條橫放的木杆，木杆兩端各放置著一個圓形的小球，輕微的晃動就會使它們掉下來。你能否在保持小球不掉下來的前提下，把這張鈔票取出來？
在很多人的眼裏，因為鈔票是有價值的，所以思考問題的時候都會把“不能破壞它”作為成功取出來的一個無形的附加條件。但是，不管你怎樣小心，要想不讓小球掉下來而取出鈔票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錢幣隻是人們用來交換物品的貨幣，其實質就是一張紙。如果你把它當作紙來看待，那麼問題就會變得很簡單，隻要你把它從刀刃壓著的地方撕開，就能夠輕而易舉地把錢給取出來了。
人們在思考問題的時候，往往會按照常理或經驗給予自己的心理暗示，在第一時間生出一種思考的結果，這就是慣性思考。但是推知慣性定律的發生狀態，其前提條件通常是“沒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時候，而生活中，形勢在不斷變化，每個事件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之處，具體事情需要具體分析，一成不變的觀念隻會讓人在既有的可能性結果中尋找答案。如果這些可能性結果中沒有適合這個問題的答案或解決方式，那麼人們很容易將責任歸咎於問題的本身是“有問題”的，而不會拋棄以往這些答案而尋找全新的解決和解釋問題的方式，這樣，創造力自然不會主動從他們的頭腦中跳出來，幫助他們解決發生的問題。
第四，創造力認知的非凡化。
很多普通民眾對創造力的認識並不客觀，他們長期受到“非凡論”觀點的影響，即把創造力與科學技術的重大突破和發明聯係起來，認為創造力是少數天才人物的專長，是一種特殊能力的表現。
在很多人的眼裏，隻有哥白尼發現日地運轉規律，創立“日心說”；巴斯德發現狂犬病疫苗；達爾文發現生物進化規律，創立“進化論”這樣的發現才算得上是創造力。
這其實是對創造力的誤解。如果人們以這種心態來看待創造力，絕大多數的普通民眾恐怕永遠也出不了頭，因為我們幾乎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這些人的水準。
當洛克菲勒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他找的第一份臨時工是在組裝線上釘鉚釘，工作的第一天，他的手就被錘子重重地砸青了。他擔心這一事故會對工作造成不便，於是在得到了老板的許可後，他在下班後繼續留下來，試圖研究出一個能用受傷手指工作的辦法。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他找到了所需要的工具和材料，製造了一個木頭節子，隻要它把鉚釘固定住，洛克菲勒就可以毫不費力地繼續他的工作了。
第二天，在試用新製的工具時，洛克菲勒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因為這個木頭節子能固定住鉚釘而不再需要手扶，他反而可以騰出一隻手來，做比原來更多的活。
自從有了這個木頭節子，洛克菲勒和他的同伴們的工作速度比原先加快了一倍，於是他利用大量的剩餘時間，向老板要求更多的工作，並被委以更多的任務：比如說幫助組裝線上的女工調整工作台的高度，這樣可以使她們幹得更順手，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