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子臣又問：“那麼，請問理想的官吏是怎樣的呢？”老子回答：“一個理想的官吏功德普及眾人，但在眾人眼裏一切功德都與他無關；其教化惠及周圍事物，但人們卻絲毫感覺不到他的教化。當他治理天下時不會留下任何施政的痕跡，但萬物各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力。”這才是老子“無為而治”的至理名言。
中國古代傳說中最聖明的皇帝是堯和舜。所以“堯舜之世”被中國人當作太平盛世的代稱。堯帝認為當政的人應該“無為而治”，換句話說，就是帝王要無所作為，放任百姓依著自然生態之道，得到幸福健康的生活。隻要天下安康太平，盜賊和作奸犯科的事就自然會平息下去。所以為官當政者雖是無為，但實際上卻收到“無不為”的效果。
老子的“為無為”，對管理者來說，是一份十分珍貴的財富。對此，那些深通管理哲理的管理者無不敬服，且把它作為管理的基本指導思想。
日本經營之神鬆下幸之助可說是這個問題的典型。他在生前曾多次講：“雖然人類有作為王者的力量，但唯有在適合自然的法理時，才能發揮力量而君臨天下。如果違背自然的法理去做，王者就會變成暴君，而不能發揮威力。所以為了行王者之道，就必須服從自然的法理；凡是經營者，都必須根據天地之間的自然法理活動，這並不是什麼困難的道理，就如同下雨撐傘一樣簡單；倘使人類以其微小的聰明才智去思考問題，依照自己所想的膚淺方法去處理事務，違背了天地自然的道理，其失敗與挫折乃是意料中的事。因此，人類雖然應該運用智慧去行事，但仍然需要遵照超越人類智慧的偉大的天地自然法則與道德去經營，才是獲得成功的保證”。正是鬆下幸之助先生對老子“無為”的執著，才有了鬆下企業精神中的“順應同化精神”。
所謂“順應同化精神”，其內涵是：“公司發展壯大，必須順應自然規律，想人為改變社會發展趨勢是不會成功的”。也就是說，“順應同化”就是順應客觀規律。把順應規律提升為企業精神，可見鬆下幸之助先生對“無為”的重視程度了。正由此，當人們問及鬆下幸之助先生一生成功的秘訣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回答：“在於順應自然法則。”
無為不是叫領導者完全撒手不管的意思。它必須有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是製度的運行和個人禮義修養有很高的水平；第二是百姓的衣食住都必須充裕供應，不虞匱乏。唯有天下一家的製度能自然運動，同時個人修養又有很高的水準，放任才不會變成放縱。同時百姓日常所需有了充分供應，人們才不會被生活所逼，做出互相殘殺或以下犯上的事。
為了當個“無為”之官，提高個人修養，滿足下屬正當請求，這些都是為官者在放任無為之前，須先預作策劃的，否則無為不但不能成為“無不為”，反而變成天下禍亂、烏紗不保的根源，這是身負政治重任的為官者所必須注意的。
“無為而民自化，好靜而民自正”。
老子所提倡的“無為”與“清靜”有三個方麵的內容：
第一，不要實行令下屬負擔很重的任務；
第二，應該盡量少施行命令或指示；
第三，對下屬的各種活動盡量避免介入或幹涉。
那麼，這是不是說為官者對一切都不管，而無所事事呢？事實絕非如此。聰明的官吏要隨時留心下屬的動向。但是若因此而口出怨言或是牢騷滿腹、自歎倒黴，那麼這樣的官吏並不稱職。因為無論工作多麼辛苦，都是自己應負的一種責任，所以表麵上不顯出痛苦的樣子，而要以悠閑自在的精神狀態麵對下屬。就像鴨子若無其事、輕鬆自如地劃過水麵一樣自然。
“無為而治”的更深一層意思是為官當政者要懂得分離職權，為下屬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
如果官吏事必躬親，連細枝末節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要過問、幹涉，不但會打擊下屬士氣，而且自己也會累得挺不住。
身為領導者，為下屬創造一個舒適輕鬆的工作環境是他的責任。日常的工作要交給其他人去辦，將職權分離出去。如此一來，自己才會騰出精力構思經營大計。大權獨攬，事必躬親的官吏，是不會坐穩官位的。
其實，“無為而治”的精髓隻是人力本身的“無所作為”，但製度本身則運行不違。嚴明法紀，製度嚴明，下屬的注意力自然就轉移到這些形式上的條文中，而不是為官者身上，為官之人隱藏於製度之後，以製度之“有為”行自身之“無為”，這才是真正聰明的官吏精妙的為官之道。
這樣一來，下屬們就會自然而然地遵紀守法，而自己便也落得個渾身輕鬆。下屬犯了錯誤，也隻會怪自己觸犯了製度，絕不會遷怒於為官之人。所以，所謂“有為”向“無為”的轉化，實際上是人治向法治的轉化。
他所謂“穩定”，就是維持奴隸主社會的老樣子。
——任繼愈《老子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