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中小企業不能從國家控製的銀行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基本上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在很多地方，如果法製不健全，地方的流氓地痞、豪強甚至個別政府官員會對中小企業主有所企圖。除此之外，這個層麵的企業基本上處於“自由”的狀態。
不當政商關係引發反腐敗鬥爭
政商關係最麻煩的是中間層的市場。在這個層麵，政商關係不僅不可避免，而且很有必要。一方麵，企業做大了，開始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麵，企業做大了，政府也開始對企業不放心了，需要“關照企業”。也就是說，這裏的政商關係往往由兩方麵因素的結合而促成，即一些企業家的政治企圖和一些政府官員的經濟企圖。
當政治企圖和經濟企圖結合在一起時，就演變成權力和經濟之間的交易。這種交易既可以由企業家開始，也可以由政府官員開始。企業家的動機是多重的：通過從政府尋租把企業做大；在有效法治缺位的情況下，尋求政治保護；通過得到政府的一個位置（例如人大、政協、工商聯組織等）追求社會聲望等。
政府官員方麵也具有很大的動機：直接的經濟利益（向民營企業要錢、入股，甚至是公開地“搶錢”）、安排子女親戚的就業、讓企業家支付官員子女的就學費用等。也有一些政府官員用各種方式和民營企業“共同發展”，實現權錢的完全結合。
十八大反腐敗鬥爭以來所發現的各種案例，充分說明了這個領域形形色色的政商腐敗關係，幾乎每一個腐敗官員背後都會牽涉一大批企業，也幾乎每一個腐敗企業家背後都會牽涉一大批官員。
正因為出現了如此嚴峻的問題，十八大以來才會發動持久猛烈的反腐敗鬥爭。很顯然，國家可持續經濟發展並不能建立在腐敗基礎之上。不過，“勾肩搭背”的政商關係由來已久，要厘清政商關係並不容易。反腐敗的強大壓力，導致了各方的不作為。
改革開放以來，就經濟發展來說，中國一直是“四條腿走路”的，地方政府、國企、民企和外資都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角。但現在這些主角都不那麼作為了。官僚不作為，他們不知道怎樣和企業家打交道了；國有企業也有同樣的行為；民營企業家或者因為失去了直接的政治支持，或者因為過去的不當行為，而對未來產生深深的擔憂和不確定性，於是紛紛出走國外。這三者的行為所造成的總體經濟環境，也影響到了外資的行為。
在任何社會，企業無疑是經濟發展的主體。這些年來，人們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根據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驗，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處理好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最為重要。這些亞洲經濟體之所以能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於政府的經濟作用，而政府的經濟作用是通過政府和企業之間的關係而發揮的。這就是學術界多年來所討論的東亞發展型政府的由來。不過，在這些經濟體中，政商關係也產生了重大的腐敗。日本早期的政商關係相當腐敗，即政治人物、官僚和企業之間形成了“鐵三角”關係，後來通過大力改革才改善了關係。韓國也有類似的情形，但缺少有效的改革，直到今天都沒有解決好政商關係，導致曆屆總統都沒有很好的“下場”。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則是兩個相對成功的例子，比較好地解決了腐敗問題。非常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是一個國有企業（政府關聯企業、政府投資企業）占據主導地位的經濟體，而中國香港則是一個民營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完全自由經濟體。
例如，中小企業不能從國家控製的銀行得到有效的金融支持，基本上處於自生自滅的狀態。在很多地方，如果法製不健全，地方的流氓地痞、豪強甚至個別政府官員會對中小企業主有所企圖。除此之外，這個層麵的企業基本上處於“自由”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