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預期，到2035年中國會提升為發達經濟體，至少是今天“四小龍”經濟體的最後一位即中國台灣地區的水平，即人均GDP 25 000美元左右。中國今天人均GDP是9 000多美元，盡管要達到中國台灣地區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如果能夠把自十八大以來的一攬子經濟發展政策有效地執行下去，這個目標並不難實現。
擔心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那麼，為什麼現在人們擔心中等收入陷阱的來臨呢？這裏既有內部官方機構不作為的因素，也有外部國際環境變化的因素。
官方機構是政策執行者。為什麼不作為？這裏既有決策的原因，也有執行的原因。就決策來說，這些年強調政策頂層設計非常重要，因為改革到了這個階段，即全麵深化階段，部門和地方主導的零星改革難以為繼。但是決策的頂層性往往導致一些政策缺少科學性和可行性。例如自由貿易試驗區的政策涉及麵過廣，沒有充分考量到試錯成本，導致很多權力沒有能夠充分下放。原因很簡單，如果這些權力都下放了，整個國民經濟就會受到影響。因為沒有人能夠保證自由貿易試驗區一定能夠成功，一些部門不敢下放權力，並非毫無道理。
又如精準扶貧極其重要，因為這關乎社會公平和穩定。不過，很多地方的政策設計又過於理想，近於烏托邦，把精準扶貧理解成徹底消滅貧困。事實是，即使是最富有的社會，也有相當一部分窮人。世界上找不到一個沒有窮人的社會。為了實現一個沒有窮人的社會，很多地方動員了最大的力量進行扶貧。但動員式扶貧很快就造成了扶貧人員的“疲乏”，在執行過程中演變成形式主義的扶貧。現在一些地方開始擔憂，一旦政府停止“輸血”，就會出現大規模的返貧。
再者，決策方麵，在一些政府層麵，這些年也表現出追求政策數量，而忽視政策質量的趨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一些人從數量上來理解“全麵深化改革”，追求政策的數量，以為政策數量越多，改革就越全麵。實際上，全麵深化改革並不意味著所有這些界定的改革領域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政策必須講究“突破口”，就是從前所說的綱舉目張。沒有人可以不問輕重緩急而全麵推進改革。
此外，政策的質量往往並不取決於政策的理論邏輯，更多的是取決於實踐邏輯，一個政策有很強的理論邏輯，並不見得具有實踐邏輯。一個不符合實踐邏輯的政策往往是不可執行的。政策過多、政策沒有執行下去，這些就導致了政策信譽度的下降，出現了人們所說的塔西佗陷阱，即人們不相信政府製定的政策了。
就政策執行難來說，原因也有很多，但其中一個因素就是科學的權力監督機製還沒有到位。無論是反腐敗，還是克服既得利益對改革造成的阻力，都要求權力監督機製的高度集中。為此，十九大在此前的地方實踐基礎上，設立了監察權，表明“內部三權分工合作”體製的到位，即決策、執行和監察。這個體製對中國的長久治安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不過，三權之間的邊界、內部運作機製、三權之間的關係，都需要很長時間的探索。就目前來說，一旦監察權過度，或者說什麼都可以監察，那麼執行權就會被“閑置”。
可以預期，到2035年中國會提升為發達經濟體，至少是今天“四小龍”經濟體的最後一位即中國台灣地區的水平，即人均GDP 25 000美元左右。中國今天人均GDP是9 000多美元，盡管要達到中國台灣地區的水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如果能夠把自十八大以來的一攬子經濟發展政策有效地執行下去，這個目標並不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