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的一些本質特征
如果人們把社會對商人和對企業家的看法做比較，就可以看出企業家的一些本質特征，即冒險家和創新者。因此，在經濟學裏麵，企業家更多的是代表一種素質，而不是一種身份和職務。
在西方，誠如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說，宗教革新所產生的“新教倫理”解釋了企業家賺錢的合理性。企業家不僅無須對賺錢負有罪惡的感覺，更進一步具有了使命感。他們的使命是改變世界，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其他領域。企業家不以賺錢的多少來衡量自己的成敗；有了錢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錢本身並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
而當代人們頻繁討論的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反而是次要的，主要是要企業家去照顧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企業社會責任也是為了通過營造有利的社會環境，而促進企業自身的發展。
當代中國的情況又如何呢？無疑，企業家界也湧現出不少企業家。但和西方比較，中國企業家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大多數企業側重於現有技術的應用，而非創造新的技術；第二，企業家側重於內部管理方式的創新和外部商業模式的創新。但所有這些都是為了賺錢，賺更快、更多的錢。結果，中國原創性的技術少之又少。總體上，因為企業家沒有強烈的使命感，企業不能提升自己，尤其是沒有革命性的變化。同時，企業家自身也不能得到提升，仍然維持在“唯利是圖”的商人水平。
企業家精神的缺失更影響了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從傳統到現代，人們在中國看到了商業模式的變化，但看不見社會政治結構的變化。馬克思主義把人類社會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對西方社會而言的。這種或者其他的分類，的確表明西方社會經濟領域中所發生的巨大曆史變化。而經濟的變化又導致政治的變化，因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就是說，這五種社會形態也是政治形態。
近代以來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是，這些變化是質變還是量變呢？中國的經濟結構肯定變了，從農業社會轉型到商業社會、工業社會，甚至是後工業社會。但主導商人的文化有沒有變化？答案是顯然的：變化並不大。直到今天，商人仍然是商人，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仍然鮮有。
這種恒定不變狀態既有個體層麵的因素，也有製度層麵的因素。在個體層麵，企業家及其企業的目標仍然是自身的生存與發展，它們沒有公共目標，對社會和國家也沒有多少使命感。簡單地說，企業家缺少格局。有人說，中國的商人賺再多的錢也仍然是“窮人”，這並非沒有道理。
製度層麵的因素似乎更為重要。因為企業家擁有政治抱負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情，企業家不得不轉向把“賺錢”作為唯一的目標。此外，產權（尤其是知識產權）保護、法治、有效的稅收等製度的缺失，更遏製了企業家產生企業家精神。
不管如何，企業家仍然鮮有成為中國崛起為世界強國所麵臨的難以克服的瓶頸。如何在文化和製度層麵為企業家群體的產生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仍然是中國改革所麵臨的最難的問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