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第1145～1146頁）
很清楚，在上述材料中，就單份而言，隻能說明一定問題，可一集中起來，四份材料連用，便如集束彈引爆，排炮轟鳴，可謂威力無比。這就有力地揭穿了蔣介石集團準備內戰的陰謀。同時，這裏又巧用對比，同盟國三位將領的講話，同蔣介石的電報，不隻形成數量上的眾與寡，而且構成了質量上的是與非。可謂涇渭分明，昭然若揭。
四、針對讀者的設置
公文有主送機關、抄送機關，有特定的讀者對象。領導機關寫作公文的目的，是通過讀者對公文的閱讀、理解、貫徹、執行而實現的。因此，公文的作者就要了解、研究公文的讀者。讀者的崗位、行業、修養、閱曆的不同，知識水平的差異，對公文的內容包括詳略程度的要求，都是有區別的。在掌握宣傳對象方麵，毛澤東同誌切中肯綮地講道：“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反對黨八股》，第三卷，第836頁）“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裏麵想些什麼東西，能夠做成知心朋友嗎？做宣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反對黨八股》，第三卷，第837頁）因之，確定讀者對象後，公文的內容設計、詳略安排，也就有了重要依據。比如，對外行人講專業知識，就應詳細些，否則他就可能聽不懂，而對內行人講專業知識，則可從簡；了解讀者的心理需求也不可忽略，讀者需要多知道的，應當詳寫，而讀者可少知或不知的地方，則可略寫或不寫。至於那些一經點出，讀者就可以憑借自己的知識、經驗聯想、意會的地方，亦應從簡。
《反對黨八股》一文，是1942年2月毛澤東同誌在延安幹部會議上所作的演講。全文的重點是論述黨八股的八大罪狀。由於黨八股主要存在於幹部之中，剖析前六條罪狀，即“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和“不負責任，到處害人”，則詳加闡述，意在要他們“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治療。而對於第七條“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第八條“傳播出去，禍國殃民”，則略到隻點題目。如此簡化處理，是從幹部聽眾的實際出發的，因為“這兩條意義自明，無須多說”。這般恰到好處地詳略結合，便從一個側麵構成了“申討黨八股的檄文”。
1943年6月，毛澤東同誌為黨中央撰寫了《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一文。這是一篇決定，全文共分九條，在詳述的第三條，有一小處也詳加說明：“這種領導骨幹的標準，應當是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中所舉的四條幹部標準（無限忠心，聯係群眾，有獨立工作能力，遵守紀律）。”（《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第三卷，第899頁）這四條標準出自季米特洛夫1935年8月13日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為工人階級團結一致反對法西斯主義而鬥爭》的第七部分《幹部問題》。考慮到有些幹部可能讀不到這篇報告，便將這四條一一注出，屬於局部詳盡說明。而在第九條一開始即指出：“領導方法問題上的各個細節問題，這裏不一一說到，希望各地同誌根據這裏所說的原則方針自己去用心思索，發揚自己的創造力。”（《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第三卷，第902頁）由於這一決定發至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在主要之點闡釋清楚之後，“細節問題”便可由幹部們憑著閱曆、經驗去具體化了。此處之略，同樣基於對讀者對象的深切了解。
總之，學習毛澤東同誌的公文，如同觀海；領會他那章法中的剪裁藝術，也不過是掬幾朵浪花而已。看來，剪裁處理要恰到好處，一要“明目的”。即突出公文的主題，增強表達效果，堅持形式為內容服務，內容決定形式這一原則，萬般手段皆出於此；二要“善運思”。剪裁這一技巧，同作者的思想水平、認識能力直接相關。陸放翁詩雲：“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唯有洞察力、分析力強者，才可能對材料做到條分縷析，駕馭嫻熟，此即高屋建瓴；三要“顯統一”。公文全篇要講究“有倫有脊”，和諧完整，詳與略的處理，雖為作者安排，但不能留下斧痕，而要順理成章，渾然天成。文章剪裁，就是要做好“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剪穢，弛於負擔”的工作。好的文章，正如吳德旋所論：“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到純熟後，縱筆所如，無非法者。”毛澤東同誌的公文著述，便進入了如是境界。今天，我們認真學習毛澤東的公文理論，努力實踐，反複揣摩毛澤東的公文著作，使之發揚光大，我國的公文理論研究就一定愈活、愈深，我國的公文寫作就一定更好、更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