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誌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中，回顧了全書的編輯過程——在第一次編輯的時候，收集了121篇材料。這些材料所反映的情況，大多數是1955年上半年的，少數是1954年下半年的。七屆六中全會之後，“大多數省、市和自治區送來了補充材料。在這些材料中間，有許多反映了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的情況”。於是，重編一次。“我們從原有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中刪去了三十篇，留下九十一篇，從新收材料中選出了八十五篇，共計一百七十六篇，約有九十萬字，成了現在這個本子。”在成書過程中，又進一步從大的方麵著眼，篇目的刪與增，同樣體現出了編者的意圖：反映新情況，總結新經驗。
1946年9月，毛澤東同誌為中央軍委起草了對黨內的指示《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文中第二條論述“戰役的部署方麵”，第三條論述“戰術的部署方麵”，第七條論述敵與我在攻防態勢轉換下采取不同的方法，直接體現作者意圖，用筆詳盡，不僅指明方法，還用戰例，包括具體數據說明之，以給讀者打上強烈烙印，使之掌握並應用於實踐。而第五條論述我軍一些幹部臨戰則不能應用這一原則，第八條論述地方兵團也適用這一原則等，便大為簡略，有的簡要說明，有的一點即止。
三、展示價值的需要
作為作者為完成某種寫作目的，從客觀世界搜集並寫入文章之中，用以表現主題的一係列數據、資料和事例的材料，是公文構成的基本要素之一，具有公文的血肉的意義。毛澤東同誌指出：“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改造我們的學習》，第三卷，第801頁）公文要發揮領導機關達到公務目的的工具作用，一要詳盡地占有材料，二要運用材料的價值。材料的價值，具有二重性，即自身價值與使用價值。材料的自身價值，即自有分量，指材料本身的思想意義、典型性等。事實勝於雄辯。服務於基本觀點，確鑿的材料便產生巨大的說服力。1945年8月，毛澤東同誌撰寫的《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給蔣介石的兩個電報·八月十六日的電報》一文中，對客觀情況作了詳盡說明：
在抗日戰爭將要勝利結束的時候，我提醒你注意目前中國戰場上的這樣的事實，即在敵偽侵占而為你所放棄的廣大淪陷區中，違背你的意誌，經過我們八年的苦戰，奪回了近百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解放了過一萬萬的人民，組織了過一百萬的正規部隊和二百二十多萬的民兵，在遼寧、熱河、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陝西、甘肅、寧夏、河南、山東、江蘇、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十九個省區內建立了十九個大塊的解放區，除少數地區外，大部包圍了自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以來敵偽所侵占的中國城鎮、交通要道和沿海海岸。
（第四卷，第1143頁）
此為具體說明。它昭示了一條客觀結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民堅持抗戰，戰績輝煌。而說到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隻用“對於我們解放區及其軍隊，不僅不予承認，不予接濟，而且以九十四萬大軍包圍和進攻它們”這一句概括說明，從而揭示了他們袖手旁觀、堅持內戰的現實。這一組詳略對比鮮明的材料，為下麵將要提出的製止內戰的六項主張，奠定了有力基礎。
材料的使用價值，是指在公文的特定環境內，對於表達主題的適應程度。凡能適應表達主題的需要，發揮作用大的，使用價值便高；反之，使用價值則低。材料的使用價值同其自身價值雖有一定關聯，但卻屬於兩個範疇。一份材料，有時看上去自身價值並不高，但是一放到最佳位置，便頓顯光輝。單獨材料，通常隻提供信息，而將幾份單獨材料集中起來，即互相映襯、補充，形成一股潮流，釋放出一種幾何倍數的能量。在上文引述的《八月十六日的電報》中，毛澤東同誌寫道：
……你在八月十一日叫我的軍隊“就原地駐防待命”，不打敵人了。但是不但在八月十一日，就是在今天（八月十六日），日本政府還隻在口頭上宣布投降，並沒有在事實上投降，投降協定尚未簽字，投降事實尚未發生。我的這個意見，和英美蘇各同盟國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就在你下命令給我的那一天（八月十一日），緬甸前線英軍當局宣布：“對日戰爭仍在進行中。”美軍統帥尼米茲宣布：“不僅戰爭狀態是存在的，而且具有一切毀滅結果的戰爭，必須繼續進行。”蘇聯遠東紅軍宣布：“敵人必須粉碎，不要留情。”八月十五日，紅軍總參謀長安東諾夫大將還作了下列聲明：“八月十四日日皇所發表的日本投降聲明，僅僅是無條件投降的一般宣言，給武裝部隊關於停止敵對行動的命令尚未發布，而且日本軍隊還在繼續進行抵抗。……鑒於上述各點，遠東蘇軍將繼續進行對日攻勢作戰。”由此看來，一切同盟國的統帥中，隻有你一個人下了一個絕對錯誤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