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公文的修辭藝術給我們以什麼啟示呢？
（一）創造性修辭必須適應題旨和情境
所謂創造性修辭，是指根據題旨和情境的需要，打破現成說法的常規，在修辭規律許可範圍內，另創新的說法。因為一經對應題旨、情境，就有一個加工的問題，就進入了創造活動之中。題旨，指的是說寫者立言的意旨，相當於文章的主題。情境，指的是說寫者的感情和語境。感情有喜和怒、哀和樂、愛和憎等等，這些感情，人人都有切身的體驗，它在人類社會生活和人際交往中經常處於極為敏感的前沿陣地。
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為例，作者為了證明貧農是革命主力軍，本可將自己所見所聞以平實的語言在考察報告中敘述出來，叫讀者明白即可。可毛澤東同誌除用湖南方言反映以外，對他們的行動還加以描繪，諸如“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十分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第一卷，第16頁）。這是作者將自己在調查中的觀察、體驗，通過語言的聲音、語言的形態描摹傳達給聽讀者，使聽讀者產生聯想而有所感受。這也是適應題旨和情境的需要。但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作者對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動搖性的分析，則以誇張的筆調來勾畫，例如他們“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見了“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著一尺長的涎水”，這是多麼多傳神的描繪！而其中用的是漫畫的筆調，這是為了適應作者感情和文章題旨的需要。因為按照陳望道先生所說，積極修辭著重使人感受，“而要使人感受，就必須積極地利用中介上一切所有的感性因素，如語言的聲音，語言的形態等等，同時又使語言的意義，帶有體驗性具體性。這樣，每個被說及的事物，都像寫說者經曆過似的，帶有寫說者的體驗性，而能在看讀者的心裏喚起了一定的具體的形象”（陳望道：《修辭學發凡》，第74頁）。
（二）創造性修辭必須受社會環境製約
修辭是一種社會現象，它伴隨著人類社會的形成而產生，而且跟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展。這就決定了生活在一定社會環境的人在運用修辭時必須受社會環境的製約。這就是說，環境變了，修辭也要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這也是《反對黨八股》為什麼不能再像《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那樣隻用聲音、形態摹狀，較為生動而真實地再現我國第一次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風起雲湧的現狀，相反卻用比喻、擬人，甚至是公文中罕見的反語、諷刺都加以運用的原因了。反對“黨八股”，正是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中，為肅清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革命帶來的嚴重危害及其在黨內的流毒影響，分清路線是非，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思想基礎的一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自我教育運動。
長期以來，王明依靠共產國際，打著“革命”的旗號，竊取黨的領導地位，一麵摧殘革命事業，一麵對黨內、革命隊伍內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錯誤政策，殺害大批蘇區的黨員、幹部，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麵。因此要扭轉這個局麵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毛澤東同誌認為，隻有反王明其“道”而行之，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針、政策，並以說理的方式，才能解決路線鬥爭的問題。怎麼說理才能取得最佳效果呢？用毛澤東同誌的話說：“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這個“刺激”的方法，除了原文列出黨內教條主義者的八大罪狀，闡述其對革命的危害以外，再就是以“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比喻長而空的文章；以“小癟三”比喻語言貧乏；還用仿說法，將“大眾化”仿擬為“小眾化”；又針對黨八股不僅有些“洋氣”，還帶著“土氣”，並用反語“也算一個創作吧！”加以諷刺。
總之，將“教條主義”這種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具體化、人格化，使患有這類毛病的聽讀者在作者的醜化揶揄中受到震動，有所領悟，從而達到自我教育的目的，這就與王明實行“殘酷鬥爭”的“極”左路線的效果截然相反，由此形成一種“寬鬆”而良好的社會環境，團結了全黨。可見，對於創造性修辭不能單從修辭本身來研究，還應把它放在相應的曆史條件下加以考察，方能領悟其最佳效果的“源泉”。這就是創造性修辭受製於社會的明證。
與文學作品相比，創造性修辭在公文寫作中又有什麼不同的要求呢？
其一，公文的創造性修辭受限於文種，而文學作品則無此限製。
作為管理國家、處理公務而使用的書麵文字工具的公文，從應用範圍看，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具有法規性、指令性、契約性的文種，如行政公文、法規性公文等，有關方麵要“遵照辦理”或廣為傳播的。在寫作時，語言要求準確、簡潔、莊重，寫法要相對規範，以便讀者準確無誤地理解，因此這類文體如用修辭，也隻能是消極修辭。《毛澤東選集》中的這類公文，如命令（訓令）、決定、決議、指示、通知、通報、布告、函等大致符合上述原則。第二類是屬於報道情況、介紹經驗、交流思想、闡明事理、宣傳教育的文種，例如總結、考察報告、會議報告、演講詞等，其寫作手法多以敘述為主。有時為了更加“引人入勝”，就可適當運用積極的創造性修辭。《毛澤東選集》中凡使用積極修辭的文種，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對黨八股》等並沒有超出這個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