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農學，最古的，自然是《漢書·藝文誌》諸子略中的農家。其所著錄先秦的農書，今已不存。先秦農家之說，存於今的，隻有《管子》中的《地員》，《呂氏春秋》中的《任地》《辨土》《審時》數篇。漢代農家所著之書，亦俱亡佚。諸家征引，以汜勝之14書為最多。據《周官》草人疏說，這是漢代農書中最佳的，未知信否。古人著述，流傳到現在的，以後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為最早。後世官修的巨著，有如元代的《農桑輯要》，清代的《授時通考》；私家的巨著，有如元王楨的《農書》，明徐光啟的《農政全書》等，均在子部農家中。此項農書，所包頗廣。種植而外，蠶桑、菜果、樹木、藥草、孳畜15等，都包括其中。田製、勸課、救荒之法，亦均論及，尚有茶經、酒史、食譜、花譜、相牛經、相馬經等，前代亦隸農家，清四庫書目改入譜錄類。獸醫之書，則屬子部醫家。這些，都是和農業有關係的。舊時種植之法，未必都能適用於今。然要研究農業曆史的人，則不可以不讀。
蠶桑之業，起於黃帝元妃嫘祖16，語出《淮南·蠶經》（《農政全書》引），自不足信。《易·係辭傳》說：“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疏》雲：“以前衣皮，其製短小，今衣絲麻布帛，所作衣裳，其製長大，故雲垂衣裳也。”亦近附會。但我國的蠶業，發達是極早的。孟子說：“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七十者可以衣帛矣。”（《梁惠王上篇》）久已成為農家婦女普遍的職業了。古代蠶利，盛於北方。《詩經》中說及蠶桑的地方就很多。《禹貢》兗州說桑土既蠶，青州說厥篚17
18絲。是山桑，這就是現在的野蠶絲了。齊紈19、魯縞20，漢世最為著名。南北朝、隋、唐貨幣都通用布帛。唐朝的調法，亦兼收絲麻織品。元朝還有五戶絲及二戶絲。可見北方蠶桑之業，在元代，尚非不振，然自明以後，其利就漸限於東南了。
唐甄《潛書》說：“蠶桑之利，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通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裏，外此則所居為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此以盛衰言之，並非謂絕對無有，不可拘泥）。甚矣民之惰也。”大概中國文化，各地不齊，農民愚陋，隻會蹈常習故。便是士和工商亦然。所以全國各地，風氣有大相懸殊的。
《日知錄》說：“華陰王宏撰著議，以為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又引《鹽鐵論》說：“邊民無桑麻之利，仰中國絲絮而後衣。夏不釋褐，冬不離窟。”崔寔《政論》說：“仆前為五原太守，土俗不知緝績。冬積草伏臥其中。若見吏，以草纏身，令人酸鼻。”顧氏說：“今大同人多是如此。婦人出草，則穿紙袴。”可見有許多地方，荒陋的情形，竟是古今一轍。此等情形，昔人多欲以補救之法，責之官吏，間亦有能行之的。如清乾隆時，陳宏謀做陝西巡撫。曾在西安、三原、鳳翔設蠶館、織局，招南方機匠為師。又教民種桑。桑葉、繭絲，官家都許收買，使民節節得利，可以踴躍從事，即其一例。但究不能普遍。今後交通便利，資本的流通，遍及窮鄉僻壤，此等情形，必將漸漸改變了。
林政，愈到後世而愈壞。古代的山林，本是公有的，使用有一定的規則，如《禮記·王製》說“草木黃落，然後入山林”。亦或設官管理，如《周官》的林衡。又古代列國並立，務於設險，平地也有人造的森林，如《周官》司險，設國之五溝、五塗，而樹之林，以為阻固。後世此等事都沒有了。造林之事極少，隻是靠天然的使用。所以愈開辟則林木愈少。
如《漢書·地理誌》說，天水、隴西，山多林木，人民都住在板屋裏。又如近代，內地的木材，出於四川、江西、貴州，而吉、黑兩省，為全國最大的森林區域，都是比較上少開辟的地方。
林木的闕乏，積極方麵，由於國家不知保護森林，更不知造林之法。如清朝梅曾亮，有《書棚民事》一篇。他說當他替安徽巡撫董文恪做行狀時，遍覽其奏議，見其請準棚民開山的奏折，說棚民能攻苦食淡於崇山峻嶺，人跡不通之處，開種旱穀，有裨民食，和他告訐21的人，都是溺於風水之說，至有以數百畝之田，保一棺之土的，其說必不可聽。
梅氏說：“予覽其說而是之。”又說：“及予來宣城，問諸鄉人，則說：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曆石罅22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緩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為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灌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其情形就大不然了。”
梅氏說：“予亦聞其說而是之。”又說：“利害之不能兩全也久矣。由前之說，可以息事。由後之說，可以保利。若無失其利，而又不至於董公之所憂，則吾蓋未得其術也。”此事之是非，在今日一言可決。而當時或不之知，或作依違之論。可見昔人對於森林的利益，知之不甚透澈。自然不知保護，更說不到造林；曆代雖有課民種桑棗等法令，亦多成為具文了。消極方麵，則最大的為兵燹23的摧殘，而如前述開墾時的濫伐，甚至有放火焚毀的，亦是其一部分的原因。漁獵畜牧，從農業興起以後，就不被視為主要的事業。其中惟田獵因和武事有關，還按時舉行，借為閱習之用。漁業則被視為鄙事，為人君所弗親。觀《左傳》隱公五年所載臧僖伯諫觀漁之辭可見。牧業，如《周官》之牧人、牛人、充人等，所豢養的，亦僅以供祭祀之用。隻有馬，是和軍事、交通都有關係的，曆代視之最重，常設“苑”“監”等機關，擇適宜之地，設官管理。其中如唐朝的張萬歲等，亦頗有成績。然能如此的殊不多。以上是就官營立論。至於民間，規模較大的，亦恒在緣邊之地。
如《史記·貨殖列傳》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畜牧為天下饒。又如《後漢書·馬援傳》說，援亡命北地，因留畜牧，役屬數百家。轉遊隴漢間，因處田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內地民家，勢不能有大規模的畜牧。然苟能家家畜養，其數亦必不少。如《史記·平準書》說，武帝初年，“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元朔六年，衛青、霍去病出塞，私負從馬至十四萬匹（《漢書·匈奴列傳》。顏師古《注》：“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實在是後世所少見的。
民業雖由人民自營，然和國家的政令，亦有相當的關係。唐玄宗開元九年，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複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24時”。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明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據《日知錄·馬政》條）然則像漢朝，不但無畜馬之禁，且有馬複令者（有車騎馬1匹者，複卒三人，見《食貨誌》），民間的畜牧，自然要興盛了。但這隻能藏富於民，大規模的畜牧，還是要在邊地加以提倡的。
《遼史·食貨誌》述太祖時畜牧之盛，“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25萬餘匹不加少”。又說：“自太宗及興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群，群不下千匹。”此等盛況，各個北族盛時，怕都是這樣的，不過不能都有翔實的記載罷了。此其緣由：（一）由於天時地利的適宜。（二）亦由其地尚未開辟，可充牧場之地較多。分業應根據地理。蒙、新、青、藏之地，在前代或係域外，今則都在邦域之中，如何設法振興，不可不極端努力了。漁稅，曆代視之不甚重要，所以正史中關於漁業的記載亦較少。然古代庶人，實以魚鱉為常食（見第十三章）。《史記·貨殖列傳》說：太公封於齊，地潟鹵26，人民寡，太公實以通魚鹽為致富的一策。這或是後來人的托辭，然春秋戰國時，齊國漁業的興盛，則可想見了。
《左傳》昭公三年，晏子說陳氏厚施於國，“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謂不封禁或收其稅）。漢耿壽昌為大司農，增加海租三倍（見《漢書·食貨誌》）。可見緣海河川，漁業皆自古即盛。此等盛況，蓋曆代皆然。不過“業漁者類為窮海、荒島、河上、澤畔居民，任其自然為生。內地池畜魚類，一池一沼，隻供文人學士之倘佯，為詩酒閑談之助。所以自秦漢至明，無興革可言，亦無記述可見”罷了（采李士豪屈若搴《中國漁業史》說，商務印書館本）。然合沿海及河湖計之，賴此為生的，何止千萬？
組織漁業公司，以新法捕魚，並團結漁民，加以指導保護等，均起於清季。國民政府對此尤為注意，並曾豁免漁稅，然成效尚未大著。領海之內，時時受人侵漁。公元一九三七年，中日戰事起後，沿海多遭封鎖，漁場受侵奪，漁業遭破壞的尤多。
狹義的農業，但指種植而言。廣義的，則凡一切取得物質的方法，都包括在內，礦業，無疑的也是廣義農業的一部分了。《管子·地數篇》說：“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製之，以為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製之，以為雍狐之戟、芮27戈。”我們據此，還可想見礦業初興，所采取的，隻是流露地表的自然金屬。然《管子》又說：“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28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榮”即今所謂礦苗，則作《管子》書時，已知道察勘礦苗之法了。
近代機器發明以來，煤和鐵同為生產的重要因素。在前世，則鐵較重於煤。至古代，因為技術所限，銅尤要於鐵。然在古代，銅的使用，除造兵器以外，多以造寶鼎等作為玩好奢侈之品，所以《淮南子·本經篇》說：“衰世鐫山石，鍥金玉，擿29蚌蜃，銷銅鐵，而萬物不滋。”將銅鐵和金玉、蚌蜃（謂采珠）同視。然社會進化，鐵器遂日形重要。
《左傳》僖公十八年，“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可見是時的兵器，還以南方為利。兵器在後漢以前，多數是用銅造的（參看《日知錄·銅》條）。然鹽鐵，《管子》書已並視為國家重要的財源（見第八章），而《漢書·地理誌》說，江南之俗，還是“火耕水耨30”。可見南方的農業，遠不如北方的發達。
古代礦業的發明，一定是南先於北。所以蚩尤屍作兵之名。然到後來，南方的文明程度，轉落北方之後，則實以農業進步遲速之故。南方善造銅兵，北方重視鐵鑄的農器，正可為其代表。管子雖有鹽鐵國營之議，然鐵礦和冶鑄，仍入私人之手。隻看漢世所謂“鹽鐵”者（此所謂鹽鐵，指經營鹽鐵事業的人而言），聲勢極盛，而自先秦時代殘留下來的鹽官、鐵官，則奄奄無生氣可知。後世也還是如此。國家自己開的礦是很少的。民間所開，大抵以金屬之礦為多。采珠南海有之。玉多來自西域。
工業，在古代，簡單的是人人能做的。其較繁難的，則有專司其事的人。此等人，大抵由於性之所近，有特別的技巧。後來承襲的人，則或由社會地位關係，或由其性之所近。《考工記》所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此等專門技術，各部族的門類，各有不同。在這一部族，是普通的事，人人會做的，在別一部族，可以成為專門之技。所以《考工記》說：“粵無鎛31，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謂無專製此物之人）又說：“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言非無鎛其物），夫人而能為鎛也。”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說亦同。此等規模，該是古代公產部族，相傳下來的。
後世的國家沿襲之，則為工官。《考工記》的工官有兩種：一種稱某人，一種稱某氏。稱某人的，當是技術傳習，不以氏族為限的，稱某氏的則不然。工用高曾之規矩，古人傳為美談。此由（一）古人生活恬淡，不甚喜矜奇鬥巧。（二）又古代社會，範圍窄狹，一切知識技能，得之於並時觀摩者少，得之於先世遺留者多，所以崇古之情，特別深厚。（三）到公產社會專司一事的人，變成國家的工官，則工業成為政治的一部分。政治不能廢督責，督責隻能以舊式為標準。司製造的人，遂事事依照程式，以求免過（《禮記·月令》說：“物勒工名，以考其成。”《中庸》說：“日省月試，餼廩32稱事，所以來百工也。”可見古代對於工業督責之嚴）。（四）封建時代，人的生活是有等級的，也是規範的。競造新奇之物，此兩者均將被破壞。
所以《禮記·月令》說：“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荀子·王製》說：“雕琢文采，不敢造於家。”而《禮記·王製》竟說：“作奇技奇器以疑眾者殺。”此等製度，後人必將議其阻礙工業的進步，然在保障生活的軌範，使有權力和財力的人，不能任意享用，而使其餘的人，（甲）看了起不平之念；（乙）或者不顧財力，互相追逐，致以社會之生活程度衡之，不免流於奢侈，是有相當價值的，亦不可以不知道。即謂專就技巧方麵立論，此等製度阻礙進步也是冤枉的。為什麼呢？
社會的組織，暗中日日變遷，而人所設立的機關，不能與之相應，有用的逐漸變為無用，而逐漸破壞。這在各方麵皆然，工官自亦非例外。（一）社會的情形變化了，而工官未曾擴充，則所造之物，或不足以給民用。（二）又或民間已發明新器，而工官則仍守舊規，則私家之業漸盛。（三）又封建製度破壞，被滅之國，被亡之家，所設立之機關，或隨其國家之滅亡而被廢，技術人員也流落了。如此，古代的工官製度，就破壞無餘了。
《史記·貨殖列傳》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漢書·地理誌》所載，至漢代尚存的工官，寥寥無幾，都代表這一事實。《漢書·宣帝紀讚》，稱讚他“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技巧工匠，自元成間鮮能及之”。陳壽《上諸葛氏集表》，亦稱其“工械技巧，物究其極”（《三國蜀誌·諸葛亮傳》），實在隻是一部分官製官用之物罷了，和廣大的社會工業的進退，是沒有關係的。當這時代，工業的進化安在呢？
世人每舉曆史上幾個特別智巧的人，幾件特別奇異之器，指為工業的進化，其實是不相幹的。公輸子能削竹木以為鵲，飛之三日不下（見《墨子·魯問篇》《淮南子·齊俗訓》），這自然是瞎說，《論衡·儒增篇》業經駁斥他了。然如後漢的張衡、曹魏的馬鈞、南齊的祖衝之、元朝的郭守敬（馬鈞事見《三國魏誌·杜夔傳注》，餘皆見各史本傳），則其事跡決不是瞎說的。他們所發明的東西安在呢？崇古的人說：“失傳了。這隻是後人的不克負荷，並非中國人的智巧，不及他國人。”喜新的人不服，用滑稽的語調說道：“我將來學問夠了，要做一部中國學術失傳史。”（見從前北京大學所出的《新潮雜誌》）其實都不是這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