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〇九年三月，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集出版；同年七月，《域外小說集》第二集出版。書中收錄了魯迅翻譯的三篇俄國小說：安特萊夫的《謾》《默》，迦爾洵的《四日》。這本書的出版費用是由一個開綢緞莊的友人墊付的，原計劃賣回本錢，再一集集陸續編印下去。但是，由於當時中國讀者對於外國短篇小說的形式頗為隔膜，《域外小說集》第一集賣了半年才賣掉二十冊，第二集最後也隻賣掉二十冊，編譯第三集的計劃遂告破產，積存的書後來在一次火災中化為灰燼。《域外小說集》剛問世時雖然有著寂寞的命運，但魯迅進行“新生”運動的誌願總算部分得到了實現。由於魯迅不僅將外國文學的譯介工作與啟發人民覺悟、挽救祖國危亡的鬥爭緊密結合起來，而且譯文字字忠實，絲毫不苟，從而為中國翻譯界樹立了一塊劃時代的紀念碑，正如魯迅在該書《序言》中所說：“特收錄至審慎，迻譯亦期弗失文情，異域文術新宗，自此始人華土。”一九〇九年五月一日，日本東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雜誌第五○八期的《文藝雜事》欄內刊登了一則消息，介紹了魯迅兄弟的翻譯活動。這則最早介紹魯迅的文字雖然不長，但表明魯迅一開始從事文學活動就受到了世界的矚目。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魯迅以他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短篇小說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中國新文學大係·小說二集·序》）。魯迅坦言，他之所以能以這些小說為中國的新文學奠基，“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過的百來篇外國作品和一點醫學上的知識”（《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那麼，在《狂人日記》問世之前，魯迅究竟看過哪“百來篇外國作品”呢？長期以來，我們隻知道魯迅關注過哪些外國作家，而無法確指這些作品的具體篇名。由於魯迅在作品中從未對此進行具體陳述，這個問題很可能成為一個永遠也解不開的疑團。
值得慶幸的是，在魯迅遺物中，有一本魯迅留日時期的剪報合訂本——《小說譯叢》，其中收錄了日本翻譯的十篇俄國文學作品：
普希金：
《彼得大帝的黑人》，昇曙夢譯，載於《新小說》第十二年第二卷，一九○七年二月發行。
果戈理：
《狂人日記》，二葉亭四迷譯，連載於《趣味》第二卷第三號至第五號，一九○七年三、四、五月發行。
《昔人》，二葉亭四迷譯，載於《早稻田文學》五月卷，一九○六年五月發行。
《外套》，西本翠陰譯，載於《文藝俱樂部》第十五卷八號，一九○九年六月發行。
萊蒙托夫：
《宿命論者》，栗林枯村譯，載於《新古文林》第一卷第十號，一九○五年十二月發行。
《東方物語》，嵯峨之家主人譯，載於《文藝俱樂部》第十一卷十三號，一九○五年十月發行。
屠格涅夫：
《妖婦傳》，嵯峨之山人譯，載於《新小說》第二卷，一九○三年三月發行。
《水車小屋》，嵯峨之山人譯，載於《新小說》第九卷，一九○三年九月發行。
《草場》，昇曙夢譯，載於《新小說》第十卷，一九○四年十月發行。
《森林》，長光迂人譯，載於《新古文林》第一卷第七號，一九○五年十月發行。
這個剪報本無疑為研究魯迅的文學取向提供了一個重要線索，但要了解上述十篇作品的原貌則非易事。這不僅僅因為中國讀者閱讀時存在文字障礙，更主要的是因為當時日本翻譯外國作品並非采取嚴格的直譯，而是任意增刪，擅改篇名、人名，就跟隨心所欲的“林紓翻譯模式”相近，更何況譯文本身還常有錯誤。比如，剪報冊中有一篇《妖婦傳》，人物都改換成了日本名字（如把主人公葉爾古諾夫改名為久山加太郎），在屠格涅夫的全集中根本找不到一個可以對應的篇名。後來用日譯本反複對照俄文原著才知道，這是屠格涅夫創作的《葉爾古諾夫中尉的故事》，最初發表於一八六八年《俄國通報》第一期。剪報中的《東方物語》和《森林》，開始也搞不清究竟是哪一篇作品。在東北師大孟慶樞教授（他是日本文學和俄國文學研究專家）的幫助下，我們才知道《東方物語》通譯為《歌手阿希克·凱裏布》，原是土耳其的一個童話故事，後流傳到高加索一帶，故日文譯者將篇名改為《東方物語》，即東方故事。萊蒙托夫在流放過程中將這個童話加以整理，首發於一八四六年出版的文學刊物《昨天與今天》第一期。《森林》通譯為《波列西耶之行》，是屠格涅夫一八五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完成的一篇作品，首刊於同年《讀書文庫》第十期。“波列西耶”，在俄文中意思是“森林連綿的低地”，故日文譯者將篇名改為《森林》。這樣，前後經過了十餘年的努力，今天我們終於可以將前麵十篇作品的通譯篇名介紹如下：
普希金：《彼得大帝的黑人教子》
果戈理：《狂人日記》
《舊式地主》
《外套》
萊蒙托夫：《宿命論者》（《當代英雄》中的一章）
《歌手阿希克·凱裏布》
屠格涅夫：《葉爾古諾夫中尉的故事》
《葉爾莫萊的磨坊主婦》
《白淨草原》
《波列西耶之行》
以上作品，魯迅在留日時期不僅閱讀過，而且準備翻譯其中的兩篇。在《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卷末的預告中，就有俄國都介納夫的《畢旬大野》（即屠格涅夫的《白淨草原》）。該書的《新譯預告》中，又有俄國來爾孟多夫的《並世英雄傳》（即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估計是因為魯迅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銷路不佳，這一翻譯計劃終於擱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