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的“小集團”，令人震驚的“叛國”案
民盟是一個代表中間階層利益的政治聯盟，它內部本來就存在著不少矛盾。1947年10月民盟被迫解散後，沈均儒、章伯均、周新民、鄧初民等人在香港秘密活動，於1948年1月召開一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三中全會緊急聲明》、《三中全會宣言》和《政治報告》。宣布不接受民盟總部被迫發表的“辭職”、“解散總部”及“停止盟員活動”等聲明，宣布重新建立民盟領導機構恢複活動；會議決定放棄“中間路線”並對它進行了批判，表示要與中共“密切合作”，共同反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這是民盟曆史上政治態度和觀點發生重大轉變的會議，而民盟內部對於這樣的政治轉變存在著一定分歧；同時，圍繞著解散民盟總部的責任，民盟領導內部也存在著一定誤會。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資產階級本身的狹隘性，民盟中央內部羅隆基與章伯均的政治分歧和矛盾也日益突出。羅隆基因感到自己在盟內受到了排擠，開始形成以他為中心的小集團，排擠救國會的沈均儒、史良及第三黨的章伯均等人。到1949年秋，這個小集團主要包括：張東蓀、曾昭倫、潘光旦、劉王立明、周鯨文、範樸齋、葉篤義等人，經常在劉王立明家、羅隆基家中聚會。張東蓀平時都住在城外燕京大學，而一旦進城開會，不便趕回，就住在外交部街1號長子張宗柄家。每當此時，羅隆基等在城裏住的民盟領袖便在這裏聚會，這裏儼然也成了“羅隆基小集團”的活動據點。
張東蓀由於與羅隆基、葉篤義等人曆史關係，自然也屬於這一集團的重要成員，但實際上他的態度是非常消極的，他對盟內的名利也不感興趣，即使對政府中的名位都無所謂。對此，與他相知甚深的葉篤義說：“羅隆基注視人事安排，而張東蓀卻不感興趣。他對政府和國家中的名位都無所謂，而想的是可能變天和第三次世界大戰。”
民盟內部“羅隆基小集團”與章伯均等人的矛盾，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召開的民盟一屆四中全會時便公開化。
一屆四中全會前夕，羅隆基雖然想排斥救國會，但沈均儒在盟內外威信很高，羅隻好將矛頭對準了章伯均。對於當時的矛盾，四十多年後，楚圖南回憶說：“當時民盟內也確有一些爭論，而且對某些問題，特別是對一些曆史事件的責任，以及有些民盟領導人想走中間路線的政治傾向問題，意見相當不一致。此外，羅隆基當時還力圖在民盟領導層中排斥救國會的同誌。”這樣，在民盟一屆四中全會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當時一批盟內一些領導，如劉王立明等都想撂挑子。“由於對這些問題爭論得十分激烈，這當然會引起中共領導的關心。當時李維漢同誌，特別是周恩來同誌對民盟內部出現的意見分歧十分重視，”他們出麵調解章伯均與羅隆基的矛盾。12月中旬，周恩來陪毛赴蘇前夕，羅隆基和張東蓀請周恩來“在中南海辦公地點約集民盟領導人談盟內團結問題”。由於有人從中挑撥，張東蓀與羅隆基卻沒有到會。周恩來對張東蓀和羅隆基進行了嚴肅批評，並表示：“你們的團結問題解決不好，我出國都不放心”。
除了周恩來曾對羅隆基做了規勸外，毛澤東還在他第一次訪問蘇聯臨行的前夕，邀請參加民盟四中全會的負責同誌談話。據楚圖南回憶：“毛主席在談話中十分幽默，很有風趣地講了《三國演義》上古城會的故事。毛主席微笑著說，當時在古城的三弟張飛，看見從敵人營壘回來的二哥關羽，對他提出種種疑問，是張飛有警惕性的表現，是完全正確的。但關羽一旦斬了蔡陽，有行動表示了與敵人劃清了界限，張飛於是向關羽開門迎接，又兄弟團結共同對敵。毛主席就是用這樣通俗的故事，化解了民盟內部的爭論。”
由於中共的調解，民盟一屆四中全會很快轉變為到對羅隆基親美路線的批評上。在新成立的民盟中央機構中，張瀾為主席，沈均儒為副主席，張東蓀與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馬敘論、史良、彭澤民、周新民等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民盟實現了以張瀾、沈鈞儒為核心的團結，內部的矛盾暫時得到緩和。
1951年後，先是反蘇的劉王立明受到批判，接著張東蓀“勾結美國特務叛國事件”揭發出來。這樣，以羅隆基、張東蓀為首的民盟內部小集團便無形中瓦解了。
張東蓀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後，然想保持其獨立的思想和自由。為了工作方便，中央專門政府決定給他一些較優厚的待遇，他基本上拒絕了。他堅決表示不再擔任其它行政職務，但仍然保留燕京大學教授；他仍住在城外燕京大學朗潤園178號，不搬進中南海居住；考慮到既要在燕京大學上課，又要經常參加在城內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他同意中央給配備小車和司機，但拒絕中央派給他的秘書和警衛人員。所以，有一次毛澤東宴請張東蓀和張溪若，又勸他們說：“中南海裏蓋了房子，是不是搬進來住？”二人均辭謝。毛澤東開玩笑說：“你們是要自力更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