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晚，張東蓀在解放軍的保護下乘車返回北平燕京大學。他在燕京大學作了一個講演，是解釋為什麼堅決主張與中共進行和平談判。他形象地用“老鼠與花瓶”比喻傅作義的部隊與文化古城北平：老鼠是可惡的，人人都想消滅它，但它卻躲在一個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滅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能不采取和平方式、用和談的辦法解決。張東蓀的講演獲得了廣大師生一片支持和喝彩聲。
1949年1月中旬，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張東蓀與費孝通(代表民盟)，雷潔瓊夫婦(代表民進)，到華北解放區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民主黨派的會議。他們先到石家莊，然後再到中共中央駐地西柏坡。
張東蓀一到西柏坡，便送給毛澤東一本自己的封筆之作棗《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毛澤東也回贈他一套東北解放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據張東蓀後來對家人說，當時他出發去石家莊時神情非常興奮，想向毛澤東和中共闡明自己關於即將成立的聯合政府內外方針問題的意見。
張東蓀向毛澤東所要陳述的，實際上仍是所謂“新型民主”的主張。對於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的許多內政方針，張東蓀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如對於中共正在實行的土地改革，張東蓀承認有其合理性，但仍勸中共應該迅速把重心放在發展農業生產上；對於以爆烈方式對付反動派的破壞，張東蓀對中共用嚴厲方式鎮壓雖表示理解，但仍不是非常讚同。但總體上看，雙方在召開新政協、建立聯合政府、進行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等重大內政方針上是一致的。
然而，在討論新中國的外交方針時，兩人產生了巨大分歧。毛澤東認為新中國的外交方針隻能是一邊倒向蘇聯，必須實行“一邊倒”。張東蓀則主張應該走“中間路線”，在國際上不親近美國也不親近蘇聯，或者可以比較親近蘇聯，但也要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不能反美。因為一方麵中國的建設需要美國的支援，另一方麵如果中國倒向蘇聯一邊，會刺激美國，導致美蘇關係惡化，導致中國與美國直接對抗，中國可能成為蘇美衝突的犧牲品。毛澤東堅決不同意張東蓀的主張，認為很多知識分子都存在著嚴重的“親美”“恐美”思想，張東蓀不同意“一邊倒”向蘇聯，就是這種思想的反映。張東蓀與毛澤東雙方各執己見，談話的氣氛一度非常緊張。
同時，毛澤東對張東蓀的“中間路線”主張和“親美”思想進行了委婉的批評，他說，革命勝利後就要召開新政協，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民主黨派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同中國共產黨采取一致的步調，真誠合作，不要半途拆夥，更不要建立反對派和走中間路線。
1949年2月，當張東蓀回到北平時，情緒比較低沉，顯出一副較失望的樣子。
張東蓀與毛澤東這次會談時的分歧，實際上是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與張東蓀“新型民主”主張的衝突。對於國內問題，中共主張召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等，都與張東蓀所主張的多黨合作、混合經濟、保留私有財產等相似；盡管存在著一個領導權這個核心問題的根本差別，但此時該問題尚不突出，這樣雙方能夠在內政問題上保持一致。對於國際問題，張東蓀從30年代起便已經形成了調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思路，數年來一直思考著如何調和美蘇衝突。他所謂“中間性的政治路線”和“新型民主”的重要內容，就是主張既不親美，又不親蘇，對雙方保持同等的距離，反對美國把中國當作反蘇基地，但歡迎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建設給以援助；不親近蘇聯，以免刺激美國，從而導致美蘇衝突，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而毛澤東對於美帝國主義的本質有著深刻的認識，對於它支持國民黨打內戰、阻礙和幹涉中國革命的野蠻行徑有著切身的體會，對於它與蘇聯對抗、破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陰謀有所了解，斷定美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一樣，是中國人民凶惡的敵人，是革命的對象。新中國的外交方針，自然不能與這樣的帝國主義結盟，而必然倒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張東蓀與毛澤東的分歧，實際上也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體係與資產階級思想體係的一次衝突。盡管張東蓀的“新型民主”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有許多相似處，但畢竟屬於兩個性質不同的思想體係。毛澤東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提出聯合政府主張和實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他強調在新的政權中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絕對領導地位，也強調在“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主導地位，並且一再指出：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製度的發展前途，是社會主義。而張東蓀則是站在資產階級改良立場上，堅持民主主義的原則，提出成立聯合政府和混合經濟主張，但他根本就不讚同無產階級在新政權中的領導地位，更不主張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混合經濟上的主導地位，同時他所謂“新型民主”的前途，實際上仍是民主主義。盡管他認為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原則上是相同的，但作為政治和經濟製度，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並不相同，這樣，張東蓀主張的“新型民主”隻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新型民主”與“新民主主義”的相似處，成為張東蓀與中共合作的政治和思想基礎，而兩者存在著的根本分歧，又是導致張東蓀與中共合作中出現矛盾與衝突，乃至合作破裂的內在根源。而1949年初張東蓀與毛澤東的這次觀點分歧，僅是雙方政治思想衝突的開始而已。對此，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張東蓀似乎已經察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