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鐵甲之後，必然是劍
一個可資參考的例證是--
“公社”這兩個字，誕生在一列南行的列車上。按照劉少奇的回憶，“公社”一詞是“吹”出來的。“有我，恩來、定一、鄧力群”，他說道：“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劉少奇對公社的熱情，看來一點也不亞於毛澤東，以至於火車一到鄭州車站，他便要吳芝圃回去實驗。據後來薄一波的考證，這一次火車上的海闊天空，是中國共產黨內第一次設想用“公社”來取代合作社，時為1958年4月底。當時，這一列火車恰恰是開往廣州去與毛澤東會合，可以想象，這幾個人將把這個激動人心的設想向毛澤東轉達……（淩誌軍《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
一個頗值得後人玩味的詞：吹
未聽說劉少奇寫過詩。看起來，即便是比較冷靜、嚴謹的務實主義者，一旦跌入了浪漫主義的浮光掠影裏，並不一定比時下有些孩子沉溺於電子遊戲機更慢……最後，吹得怎樣呢？
一個新社會，一塊以共產主義理想為日月星辰、蕩滌去舊社會一切汙泥濁水的新大陸，一定會全力追求一種精神的純潔。
比如，人民政府不再像國民黨政權那樣腐敗、無能了，她高效、廉潔，和人民群眾如膠似漆，風雨與共。中國人不再是昔日外國人眼中的一盤散沙了，隻要共產黨一聲令下，毛主席巨臂一揮，高山可以搬走，大海能夠填平，騰騰熱氣之中，多少新城拔地而起，多少鐵路逶迤而來……純潔，還意味著詩意。
比如，清華園裏的一次詩歌朗誦會上，與楊繼繩先生同班的一名叫張自立的同學，朗誦了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詩，當他用激昂的聲調，念到“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這句詩時，全場掌聲雷動。再有，北海碧波上，響著風鈴的高高白塔下，那留住了一代人童年、以至於傳唱到今天的一首如來自天堂的歌子：“讓我們蕩起雙槳，小船兒推開波浪……”
沒有多少人，會想到純潔可能還有著別的涵義。
1930年前後，以瑞金為紅都的中央蘇區和其他的蘇區，改製換代之勢波急浪湧，甚至有地方打出了“中華蘇維埃元年”的蘇維埃年號。它們也具有新社會的性質，在《蒼狗》一文裏，我們已看到，這些地方社會改造的一個主要目標，集中在政治、經濟上全力打擊地主、富農及其子弟，包括清洗黨內出身於地富家庭的黨員。發生在江西蘇區的大規模肅清“AB團”運動裏，地富階級出身的黨員更是首當其衝，遭大批處決……對此，黨史專家們已有左傾錯誤的定論。此外，尚可表明，所有的這些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在發動者看來，均有“純潔”社會的性質。
估計在曆史上沒有發生過蘇維埃運動的地方，尤其是一些在土地改革中執行政策比較穩妥、沒有引起巨大社會動蕩的地方，就是地主、富農本人，也不會料到這純潔，日後與自己壓根兒有什麼聯係。土地改革，當然給他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回憶，世代積累、錙珠必較下來的財產，一個早上喪失殆盡。曾經有過的聲望，如今一錢不值，成分代替了“富人”、“好人”或是“鄉紳”一說……但總起來看，地主、富農，還沒有被劃入政治領域——階級鬥爭中的敵人。
1947年，任弼時在《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曾明確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地主勞動三年，富農不剝削三年，即可改變為農民成分。雖然這一正確的“摘帽”政策，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建國後很長一個時期沒有實施，但至少說明，在當時黨的領導者眼裏，大概地主、富農在經過經濟上的扁平化以後，在政治上是沒有什麼危險的，這便如熬中藥，藥汁熬好了後，將藥渣子倒了就行了，不必擔心它會變成一片玻璃渣子……合作化後，一般不允許地主、富農入社，仍讓他們參加勞動，自食其力。能夠在社外過自家日子的他們，一段時間裏，還讓不得不入社的中農們，看得眼紅耳熱。
張樂天先生通過對浙北的一個普通村莊的調查，發現在六十年代初中期的村民日常生活中，很多時候，幾乎難以感覺到階級的存在，“親戚還是親戚，誰也不會因階級而改變親屬稱謂；鄰裏也還是鄰裏，階級並沒有改變傳統的交往方式。在小鎮的茶館裏，四類分子與貧下中農同坐在一張桌子上品茶談天。在傳統的節日裏，村民們還按傳統的方式相互串門，貧農的家裏可能會有地主上門，四類分子也照樣設宴待客。在婚喪喜事的慶典中，賓客中有遠近之別，無階級之分。同一桌的客人們相互斟酒碰杯，人情融融掩蓋了政治等級的差別。”（《告別理想——人民公社製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