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擬訂戰爭計劃時應該遵循的第一個觀點是，找出敵人力量的每個重心，並且盡可能把這些重心歸結為一個重心。第二個觀點是，把用來進攻這一重心的兵力都集中使用在一次主要行動上。
在這個問題上，也許有人會找出一些同我們上述觀點相反的理由，作為分兵向前進的根據，這些原因是：
軍隊原來的配置位置，也就是參加進攻的國家的位置不適於集中兵力。
若集中兵力要走彎路和浪費時間，而分兵前進並沒有太大的危險，那麼分兵前進是合理的。因為，進行不必要的兵力集中會損失很多時間，因此會削弱第一次打擊的銳氣和速度，這是違反提出的第二個主要原則的。在多多少少會有希望出敵不意地襲擊敵人的一切場合，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
而更值得考慮的是下麵的情況：幾個同時進攻的盟國的位置並不是在一條直線上，也就是說它們不是前後重疊而是並列地麵對著被攻擊的國家。譬如普魯士和奧地利對法國作戰，兩國的軍隊如果想集中起來從一個地點向前進，那就是浪費時間和力量的十分不合理的作法，因為要直搗法國的心髒，普魯士人自然的前進方向是從下萊茵地區出發，奧地利人自然前進方向是從上萊茵地區出發。在這種場合，想要集中兵力就不能不有所損失。所以在具體情況下就要考慮，是否會有必要用這樣的損失來換取兵力集中。
分兵前進可取得較大的成果。
這裏所說的分兵前進是向一個重心的分兵前進，因此這是朝向心地前進為前提的。至於在平行線上或者離心線上的分兵前進則是屬於次要行動的範疇，而這樣的行動我們已經講過了。
無論是在戰略上還是在戰術上，向心進攻都是容易取得較大的成果的，因為，如果向心進攻成功了，其結果就不是簡單地打敗了敵人，而總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切斷敵人軍隊的退路。所以，向心進攻常常能取得較大的效果，可是這就要用分割的兵力在較大的戰區內作戰，因而是比較冒險的；向心形式同離心形式的關係正如同進攻與防禦的關係一樣，較弱的形式本身能帶來較大的成果。
所以，問題在於進攻者是否覺得自己強大得足以去追求著這個巨大的目標。
腓特烈大帝１７５７年進攻波希米亞時，是從薩克森和西裏西亞分兵前進的。他所以要這樣做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他的軍隊在冬季就是這樣配置的；假如把軍隊集中到一個地點再進攻，就不會收到出敵不意的效果。第二。這種向心進攻能從側麵和背後威脅奧軍兩個戰區中的任一戰區。這時，腓特烈大帝所冒的危險正是：他的兩支軍隊中的一支軍隊可能被優勢的敵軍擊潰。奧地利人隻要沒憑借優勢兵力擊潰這二個軍團中的一個，就隻可能在中央接受會戰，否則，他們就會有這一翼或那一翼被切斷退路的危險，從而遭慘敗；這正是腓特烈大帝希望在這次進攻中取得的最大的戰果。結果奧地利人選擇了在中央接受會戰的途徑，但是他們配置軍隊的布拉格卻處在包圍攻擊的威脅下。奧地利人完全處在被動地位，因此這次包圍攻擊有時間充分地發揮效果。奧地利人會戰失敗了，是一次真正的慘敗，因為三分之二的軍隊連同他們的司令官都被圍困在布拉格，不能不說這是慘敗。
腓特烈大帝在戰局開始時所以能獲得這樣輝煌的戰果，是因為他采取了向心進攻的大膽行動。腓特烈大帝既然知道他自己的行動十分準確，他的將領十分努力，他的軍隊占有精神上的優勢，而奧軍卻行動遲鈍，這些足以保障他的計劃獲得成功，那麼，他這樣行動誰又能責難他呢！可是，若不考慮這裏提到的精神因素，並把這種勝利完全歸功於進攻的簡單的幾何形式，那也是不應該的。我們隻要能回憶一下拿破侖所進行的同樣輝煌的１７９６年戰局，就能明白這點了。在這次戰局中，奧地利人因為向意大利進行了向心進攻而受到了嚴厲的懲罰。法國將軍在１７９６年所擁有的手段，除了精神上的手段以外，在１７５７年奧地利統帥也是具備的，甚至還要多一些，因為奧軍統帥當時的兵力不像拿破侖在１７９６年那樣比敵人弱。從這裏可以看出，倘若我們向心地分兵前進使敵人有可能利用內線擺脫兵力較弱的不利，那麼我們就不宜分兵向心地進攻，在軍隊的配置位置讓我們不得不分兵向心進攻的場合，也隻把這種進攻看作是不得已的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