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詳細地論述了戰爭可能具有的幾種不同的目標以後，現在我們就來研究同這些目標相應的三種相異的戰爭的整個部署。依據我們以前對這個問題所作的全部論述，有兩個主要原則貫穿在整個戰爭計劃之中，並且是其餘一切的準繩。
第一個主要原則是將敵人的力量歸結為盡可能少的幾個重心，倘若可能，歸結為一個重心；同時，把對這些重心的打擊歸結為盡可能少的幾次主要行動，如果可能，歸結為一次主要行動；最後，把全部的次要行動盡可能保持在從屬的地位上。總而言之，第一個主要原則就是盡可能集中地行動。
第二個主要原則是盡可能迅速地行動，即，沒有充分的理由就不要停頓，不要走彎路。
能否把敵人的力量歸結為一個重心，也取決於下列條件：
第一。敵人軍隊的政治關係。假如敵人是個國家的君主的軍隊，那麼把它歸結為一個重心大多是沒有困難的。如果敵人是結成同盟的國家的軍隊，其中一國的軍隊隻是履行同盟的義務，並不是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那麼就把它們歸結成一個重心的困難也不會很大。如果敵人是具有共同目的的同盟國的軍隊，那麼問題便在於它們之間的友好程度。關於這些問題在前麵我們已講過了。
第二。敵人各支軍隊的戰區的位置。
若敵人的軍隊在同一個戰區內集中成為一支軍隊，那麼，它們實際上正是一個整體，因而我們就不必考慮其他問題了。如果敵人的軍隊是在一個戰區內的不同的國家的幾支軍隊，那麼，它們的統一就不是絕對的，但各支軍隊之間還有密切的關係，對於一支軍隊的決定性打擊還會影響其他軍隊。如果各支軍隊配置在毗鄰的幾個戰區內，這些戰區之間沒有巨大的天然障礙把戰區完全隔開，那麼，一個戰區還會對其他的戰區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如果各個戰區相距很遠，中間還隔有中立地區或大山脈等等，那麼，一個戰區對另一個戰區是否會發生影響，就頗值得懷疑了，即發生影響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假如各個戰區是在被攻擊的國家的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以致對這些戰區的行動是在離心方向上進行的，那麼，各個戰區之間就幾乎互不影響了。
假設俄國和法國同時進攻普魯士，那麼，從作戰的角度來看，這完全等於兩個不同的戰爭，至多它們之間的關係在談判時才能顯示出來。
與此相反，七年戰爭中的薩克森軍隊和奧地利軍隊都必須看作是一支軍隊，它們中間這一支軍隊如果遭到打擊，另外一支軍隊必然會同時受到影響，這一方麵正是因為兩個戰區對於腓特烈大帝來說是在同一個方向上，另一方麵也是因為薩克森在政治上根本沒有獨立性。
雖然１８１３年拿破侖要同那麼多的敵人作戰，可是對他來說這些敵人幾乎都會在同一個方向上，而且敵人軍隊的戰區之間有密切的聯係和強烈的相互影響。倘若拿破侖能夠集中自己的兵力在某處擊敗敵軍主力，那麼，他就同時決定了其他各部分敵軍的命運。他如果打敗了在波希米亞的主軍，經過了布拉格直逼維也納，那麼，布留赫爾就無論如何不能繼續留在薩克森了，因為他會奉召去援救波希米亞，而瑞典王儲則連繼續留在馬克的願望也不會有。
但是，奧地利如果在萊茵地區和在意大利同時對法國作戰，那麼，它要讓在這個戰區進攻的勝利決定另一個戰區的命運經常是很困難的。這一方麵也是因為瑞士和它的山嶽把兩個戰區完全隔開了，另一方麵正是因為通往這兩個戰區的道路的方向是離心的。相反，法國在一個戰區的決定性勝利要同時決定另一個戰區的命運卻比較容易，這是因為它在兩個戰區裏的軍隊的進攻方向都向心地指向了奧地利王朝的重心維也納。而且可以說，通過意大利戰區的勝利同時決定萊茵戰區的命運，比起通過萊茵戰區的勝利同時決定意大利戰區的命運要容易一些，因為從意大利進行的打擊主要是指向奧地利的中心，而從萊茵地區進行的打擊主要是指向了奧地利的側麵。
由此可以看出，敵人力量的分離和聯係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因此，也隻有在具體情況下才可以看清，這一戰區的事件對另一戰區有多大的影響，而後根據這一點才可以確定，在多大程度上我們能夠把敵人力量的各個重心歸結成一個重心。
隻有在一個例外的場合，即次要行動可以帶來不尋常的利益的場合，才能不使用把一切力量指向敵人力量的重心這個原則。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要有這樣一個前提，即我們有決定性的優勢，在進行次要行動時主要地點也不致會有過多的危險。
當標洛將軍在１８１４年向荷蘭進軍時，預先就可以看出，他率領的三萬人不僅能夠牽製同樣多的法軍，而且會給荷蘭人和英國人提供機會，使他們那些本來根本不能發揮作用的軍隊能夠參加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