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秦始皇準備犒賞周青臣的時候，突然之間，一個人大聲喊道：“周青臣，你混淆視聽、麵諛陛下，是何居心！”這一嗓子，把秦始皇嚇了一跳，他立刻憤怒地向聲音方向瞅去，隻見一個人從博士方陣中走了出來，此人正是齊地的博士淳於越。淳於越大聲說道：“陛下，臣觀古籍中記載，夏、商、周三個王朝，為什麼能夠傳了一千多年，就是因為它們分封自己的親戚子弟為臣，有各路諸侯共同輔助的結果。如今陛下統一六國，富有四海，卻不去分封自己的子孫，搞什麼郡縣製，如果出現了田常之事，沒有人幫助陛下，到時候怎麼辦呢？凡事不按照古代規矩辦，這是難以持久的，所以現在周青臣當麵奉承陛下，大講郡縣製度的好，這隻會加重陛下的過錯，所以他不是忠臣。”淳於越講完這番話後，剛才還異常熱鬧的朝堂，立刻變得鴉雀無聲了。
要知道，淳於越的這番話非常的“勁爆！”這番言論不僅有理、有利、有節，還舉了一個讓人無法反駁的例子——“田氏代齊”。
公元前545年，齊國的齊景公即位。這位齊景公喜歡貪圖享樂，不僅生活奢侈、喜好犬馬、大造宮殿，而且根本不顧百姓死活，導致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就在這個時候，齊國著名的氏族田氏的首領田乞（即田僖子）發現這是一個機會，一個可以改朝換代、自立為王的天賜良機。
從那以後，田氏采取了非常英明的“親民政策”——借給民眾糧食時“大鬥借出、小鬥回收”，即我借給你一斤米，你隻需要還5兩就行了。在這種百賠不賺的政策下，沒有多長時間，齊國百姓全部投靠到田氏的門下，田氏的實力也與日俱增。最終，公元前378年，田氏終於放逐了齊國最後一位國君齊康公，他們代替了齊國的薑氏一族，成為齊國的國君。”田氏代齊”是中國第一個以下犯上、謀朝篡位、卿族取代公族的著名事件。當然了，田氏代齊可能是中國第一個，但絕不是最後一個。
淳於越在這種場合舉這個例子，就是要告示秦始皇，如果不分封諸子為王，就會導致王族勢力下降，為了防止這種案例的發生，隻有恢複了分封製，才能防患於未然。費了這麼多的口舌，淳於越的真實意圖就是反對秦始皇設立的郡縣製。
當然了，如果淳於越知道秦始皇現在的想法，估計會立刻改口吧！
現在的秦始皇，他就在想四個字：“你想找死！”大庭廣眾之下、眾目睽睽之中，在一派歡慶的宴會中，敢這麼公開誹謗我建立的製度，你就是不想活了！如果換在別的場合，秦始皇早就下旨抓人了，但是現在不行，大家正玩得盡興，不能讓這顆老鼠屎壞了大家的興致。想到這些，秦始皇強行壓抑住心中的怒火，下令把這件事情曉諭群臣，讓大家一起議論議論，論明得失。
還議論什麼呀，滿臉怒火的李斯立刻站起來反駁。此時的李斯剛剛從廷尉升級到宰相，一臉春風得意。當聽到淳於越的諫言後，李斯立刻勃然大怒。
當然了，李斯之所以這麼憤怒是有原因的。眾所周知，廢除分封、設立郡縣製度，本來就是李斯的主意。如今推行這個製度已經七八年了，並沒有什麼弊病。偏偏在這個宴會上，腐儒淳於越卻借引史籍，以古論今，公開誹謗自己建立的製度，甚至想把已定的局麵重新推翻，這真是豈有此理！如果現在不壓製這股“歪風”，我大秦丞相的顏麵何存！
想到這些，李斯憤然起身，他對著秦始皇大聲奏道：“治理國家，本來就沒有一成不變的辦法，講究因時而異（時變異也），現在的時代，就要用現在的辦法，這豈是那些愚儒知道的。夏、商、周時代的事情已經久遠無比，學他們幹什麼？當時諸侯互相討伐，天下不寧，如今陛下統一天下，就要‘法令出一。老百姓要安分守己，好好地生活，當農民工人的好好幹活，當學者的好好學習各種法律製度，這才是大秦的好子民。可是，如今的一些讀書人，他們讀了幾本破書，老是認為古代的製度比現在好，所以就誹謗朝廷、以古非今、妖言惑眾、甚是可惡。此事不禁，如何得了，望陛下嚴查！”
對於李斯的這番話，秦始皇完全同意，因為在法家眼裏，儒學不僅無法治國，更代表著一種落後。
在中國統治思想上，法家代表著進步，代表著曆史需要向前發展。鑒於這個原因，所以法家老是改革，不用“先王之道”治理“當今之世”。說白點吧，不能用以前的內存條玩現在的新遊戲。反之，儒學在這個方麵，正好與法家相反。
先秦時期的儒學，強調“以法先王”，幹什麼事情都得跟古代比。在儒學思想裏，中國最牛的就是三皇五帝，什麼堯舜禹，商湯周武王，現在的這些皇帝，都不能比那些皇帝牛，你秦始皇也好，漢武帝也罷，就是朱元璋、康熙來了，也不能說比堯、舜、禹強。
不僅皇帝不行，就是建立的製度也不行。即使秦國經過了商鞅變法，十年之內國富民強，強大得讓人不寒而栗，但是在儒學思想家荀子眼裏，這遠遠不夠，撐死了與古代王朝持平。理由是什麼？荀子在自己編纂的《荀子·強國》裏，依舊把這些稱為“古之朝也、古之民也”。您也不想想，太古時代的中國，有商鞅變法的思想嗎？即使有了，這麼治理國家，夏商周至於亡國嗎？最後說一句，儒學的這個軟肋，一直到西漢董仲舒推出“新儒學”後才得到改善，儒學才出現了“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這樣的思想。
鑒於當時的這種時代背景，儒學這種“老東西”，自然不受秦始皇、李斯等法家人物的待見。就是個普通人，也肯定不喜歡這種“老東西”的。舉個很簡單的例子，讓您用十年前的電腦來玩今年最新出的遊戲，您也肯定是不幹的。而且，儒學這種思想主要強調德治，要“為政以德、強調仁政”。這種治國的思想，正好與法家的“強調刑法、殺刑樹威”背道而馳，所以秦始皇更加不待見儒學思想。
反駁完了淳於越後，李斯依舊怒火未消，散席之後。他索性寫好了一封奏折，將這些儒生，比喻為一群造謠生事的“危險分子”。為了徹底消滅這股潛在的危險勢力，李斯向秦始皇建議。
一、除秦國的史書外，六國的書籍全部銷毀。
二、《詩》《書》《百家語》這些書籍，隻能由專門人士（博士官）收藏，其他人收集的圖書，全部都要上交給郡縣，由郡守、監察禦史統一銷毀。
三、如果有人敢私自收集這些書籍，全部執行死刑（棄市）。如果誰敢誹謗朝廷、借古諷今，一律執行死刑。官吏如果知情不報或者不揭發者，與這些人同罪。
四、時間以三十日為限，拒絕燒書的人，全部在臉上刻字（黥刑），並發配到長城去做苦力（黥為城旦）。
五、醫藥、占卜、種樹這一類的工具書，不在這次焚燒之列。
六、所有的秦國人隻能學習法家思想，並且鼓勵“以吏為師”。
秦始皇看見了李斯的這些建議，立刻下令：現在就辦！
至此，中國曆史上大名鼎鼎、臭名昭著的“焚書”，正式開始。
各地官吏接到這項“焚書令”後，他們誰敢怠慢？各地的士兵、吏役立刻開始行動，他們挨家挨戶地收繳各種書籍，並且將這些書籍付之一炬。
如今一提到這件事，那些曆史學家就會憤憤地說道：在這場焚書的浩劫中，秦國以外的所有曆史書，民間收藏的四書五經和諸子百家的所有著作，全部都化成了灰燼。據說，當時為了保護這些書籍，山東曲阜孔廟的孔子後人們將這些書籍藏在了夾牆裏，這才讓孔子的著作保留了下來。可見，秦始皇頒布的這條“焚書令”，就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場浩劫。由此可知，秦始皇是多麼的殘暴不仁。因為這件事情，秦始皇被後世文人唾罵了兩千年。以至於今天我們提到這個曆史事件，無數人依舊耿耿於懷，恨不得對秦始皇食肉寢皮、掘墳鞭屍。
秦始皇的這次“焚書”事件，真的這麼嚴重嗎？兩個字：扯淡！
要知道，隨著考古的不斷發展，在還原曆史本來麵貌後，秦始皇“焚書”這件事情，遠沒有曆史上記載的那麼嚴重。單靠孔子的那些後代，怎麼可能保留下孔子所有的著作，即使孔子的著作有幸躲過一劫，那些先秦的百家著作呢，我們耳濡目染的四書五經、百家經典如何躲過“焚書”這場浩劫的呢？
綜上所述，秦始皇的“焚書令”本身的威力，要比您想象的小得多。
南宋著名藏書家鄭樵，他在自己的《校讎略》一略和《秦不絕儒學論》中，就完美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也對秦始皇“焚書”這件事情給予了全新的評價。鄭樵認為，即使秦始皇恨儒學，他也沒有排擠甚至迫害過儒學。理由是，在秦始皇死後，不管是秦二世重用的博士，如陸賈、叔孫通，還是劉邦、項羽手下的那些謀士，如酈食其等都是儒生，甚至是儒學代表。可見，即使在秦朝，也是有儒家學士、儒家學說、儒家之風的。由此可見，秦朝宮殿還有儒生，秦始皇也沒有廢除過儒學，所以那些孔子後代們根本不需要藏書。不僅如此，鄭樵通過大量的史學分析，他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在中國曆史上，秦始皇根本沒有“焚書！”世人所傳的焚書事件，隻是“一時間事耳”。所謂“一時間事耳”，就是一個短期發生的事，不是持續不斷的焚書。因此秦始皇焚書的時間、種類、對當時社會的效果，要比咱們想象的小得多。退一萬步說，如果秦始皇真的大規模焚書了，儒學經典有孔子後人去私藏，諸子百家的無數著作又是什麼人藏起來的呢？如果這些書都被燒了，那麼司馬遷的《史記》又是如何寫出來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