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年，人們給80後戴上了幾頂讓80後難以接受，卻無力辯駁的帽子，最嚴重的莫過於“垮掉的一代”，因為說一代人垮掉，是沒有信心的表現，是徹底失望的表現，是徹底否定的表現。憑什麼說80後是垮掉的一代？就因為其中的一些人不會幹家務活，不願意幹家務活？就因為一些人眼高手低，不願意吃苦？就因為一些人超前消費，不懂得過日子？其實，中國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歡“想當然”，容易陷入“集體無意識”的漩渦，一旦某個權威人士說什麼，一旦媒體上炒作某件事情，大家就很容易“被忽悠”，很容易上當受騙，很容易被他人的觀點左右，因為老一代人普遍缺乏獨立思考的意識，更不願意去做調查研究，所以容易人雲亦雲。今天媒體上說某個人是好人，大家都堅信不疑，被這些好人的事跡所感動，以為這些人真的是完美的好人，可是明天又說某個人變壞了，並拿出一些證據來證明，結果大家又都覺得這些人太可恨了，怎麼可以這樣。其實，每個人都有好的一麵和壞的一麵，既不存在絕對的好人，也不存在絕對的壞人，換句話說，好人有壞的一麵，壞人有好的一麵，看你從哪個角度去看問題而已，所以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簡單思維去看世界。這個問題體現在當今社會就是對80後的集體誤讀。對外國人的集體誤讀，對外企的集體誤讀，體現在企業經營管理上就是盲目自大，自以為是，喜歡摸著石頭過河，按照自己的邏輯去做，而不是按照規定動作去做。
80後由於處在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時期，從出生起就與改革開放同步成長，經曆了前人都沒有經曆過的變革，所以他們既看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成果，也看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問題，所以他們變得更理性，他們學會了用多元化的眼光去看世界，用包容的心態去對待別人，用質疑的眼光去分析問題，用自我的眼光去規劃未來。可以說，時勢造英雄，越是變革的時代，越容易出現英雄。未來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需要有多元化的思維，不要總要求別人按照自己的思維去做，而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理解。不管別人做什麼，隻要不傷害到自己的利益，不傷害社會的利益，就要用包容的心態去麵對。比如我不吸煙，我不希望別人在我旁邊吸煙，更討厭那些明知不可以在電梯裏吸煙，卻偏偏吸煙的人。但是我尊重吸煙人的權利，隻要他們選擇合適的地方去吸煙，我就沒有任何問題，這是他們的自由。
說到這裏，引出另外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那就是很多中國人為什麼不守規矩？比如在中國的很多地方都寫著禁止吸煙、禁止吐痰，人們卻在標誌前麵若無其事地抽煙、吐痰，根本不把各種禁令放在眼裏。所以人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中國不是沒有法，而是有法不依。那麼人們為什麼對各種禁令不當回事？為什麼對各種法律規定不當回事？因為我們沒有設計好“利益驅動”的機製，人們不清楚違法的後果是什麼。就拿禁止吸煙來說吧，到處寫著禁止吸煙，卻沒有見過哪個地方寫著如果吸煙了會怎麼樣？會帶來什麼後果？會罰多少錢？這種不疼不癢的禁令告示根本不起作用。類似的規定到處都有，類似的問題遍地都是，久而久之大家就把這些規定和法律當做“不通電的高壓線”，知道那是嚇唬人的，知道沒有人監督檢查，知道被逮著了也能蒙混過關，膽小的不願意惹事，還能適當約束自己，膽大的就毫不在乎，該幹什麼就幹什麼，隨著越來越多的人不守法，“破窗效應”就出現了，“好人”逐漸變成了“壞人”。
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發達國家凡是禁止的東西，一定會寫清楚罰多少錢，比如開車打手機罰多少錢，電梯裏吸煙罰多少錢，地鐵裏喝飲料罰多少錢，不僅非常具體，而且數額極大，像新加坡的很多罰款，其數額接近一個人一個月的薪水，所以沒有人敢去冒險，這種威懾對於喜歡“自由”的華人來講特別有效。當然，要做到這一點，就不能把罰款當做某些部門的收入，而是一種威懾，被罰款的人應當是越少越好，說明大家守法，絕對不能是罰款越多越好，否則就成了鼓勵違法。如果越多人違法，監管部門的收益就越高，這種利益驅動的機製必然把整個製度給扭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