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是我們繞不開的問題：什麼是事實？究竟是否存在“客觀真實”的事實？許多人都知道那隻奇特的“歐拉酒杯”。偉大的德國數學家歐拉曾巧妙地構造了一隻“酒杯”圖畫，它看上去既像是兩張麵對麵的人臉，又像是一隻高腳杯。此杯因此而得名。由於設計巧妙，歐拉酒杯引發了這樣一種“窘境”：麵對同一畫麵，不同人眼中看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麵對特定曆史“事實”時，同樣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仁智各異。究竟誰眼中的那個事實才算“真正”的事實？判定的標準何在？這類現象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人類的觀察活動本身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觀察結果。他在《物理學和哲學》（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中引用的話，即“自然比人類更早，而人類比自然科學更早”，實際上是在表明，由於人能夠觀察到什麼東西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他所接受或掌握的理論結構、所使用的工具甚至價值觀，故觀察者和等待解釋的“客觀”事實之間是相互作用或影響的。換言之，的確存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但卻不存在真實的事實。
對事實或證據真實性的質疑，首先來自對事實記錄者“誠實品格”的不信任。鑒於對“事實”的收集與整理往往是根據一些先行理論或意識形態來完成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謂“純粹的”事實。因研究美國貨幣史成果卓著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弗裏德曼教授在獲獎演說中談道，憑借直覺，他原以為自然科學家的見解要比社會科學家的觀點來得更客觀些，然而“不幸”的是，這一判斷在他聽到一位生物學家的評論後徹底改變了：隻要了解了一位生物學家的政治觀點和所傾向的理論，你也就等於知道了他的科學見解。對事實表示懷疑的第二個理由，源於對部分記錄者的“機會主義”行為。要知道，許多曆史學家是在皇帝、將軍以及獨裁者的威脅或監督下進行寫作的，因而他們記錄下來的往往是被扭曲了的事實。更有甚者，各個時代都有賣身求榮的“曆史學家”。用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教授阿克頓勳爵的話說：“在那些持劍強人身後，總是跟著持筆的衰人。先是罪犯殺人，後是這些詭辯家替殺人犯辯護。這樣的曆史學家和那些殺人犯同樣可惡。”（見《法國大革命講稿》正文與附錄，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不存在“真實”的事實，等於說曆史事實可以改變。可能嗎？據英國哲學家兼曆史學家柯林武德的說法，答案是肯定的。在《曆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中他寫道，曆史學是一種探討，其對象是人類的“活動事跡”，為的是把事情弄明白（在此意義上它是科學）；曆史學是通過對證據的解釋來進行的，其價值在於自我認識，亦即告訴我們人已經做過什麼，從而告訴我們人是什麼。在這裏關鍵要素有二，即證據和想象。所謂證據，是指那些被叫作文獻的東西，是一種已經存在，經由曆史學家思索便可得到某些答案的東西。某種證據之所以會變化，是由於曆史學家們的能力、曆史研究方法以及解釋證據的原則在不斷地變化著。世人關於利益的內容、獲取途徑和競爭程度的改變，勢必在“證據”上得到反映。每代人都會或必須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書寫曆史，其理由也在於此。說到這裏，克羅奇在《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一書中斷然地得出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樣的論斷，也就得到了某種呼應。證據可以改變，想象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曆史學家心目中的思維畫卷，往往是一張由想象織成的網。這張網是在由一係列所謂“權威陳述”提供的某些“固定網結點”之間展開的。那些網結並非現成地賜予我們，而是需要曆史學家用批判思維和想象力來編織。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柯林武德說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
接下來是我們繞不開的問題：什麼是事實？究竟是否存在“客觀真實”的事實？許多人都知道那隻奇特的“歐拉酒杯”。偉大的德國數學家歐拉曾巧妙地構造了一隻“酒杯”圖畫，它看上去既像是兩張麵對麵的人臉，又像是一隻高腳杯。此杯因此而得名。由於設計巧妙，歐拉酒杯引發了這樣一種“窘境”：麵對同一畫麵，不同人眼中看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事物。麵對特定曆史“事實”時，同樣也會出現類似的情況：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仁智各異。究竟誰眼中的那個事實才算“真正”的事實？判定的標準何在？這類現象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人類的觀察活動本身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觀察結果。他在《物理學和哲學》（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中引用的話，即“自然比人類更早，而人類比自然科學更早”，實際上是在表明，由於人能夠觀察到什麼東西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他所接受或掌握的理論結構、所使用的工具甚至價值觀，故觀察者和等待解釋的“客觀”事實之間是相互作用或影響的。換言之，的確存在一個真實的世界，但卻不存在真實的事實。
對事實或證據真實性的質疑，首先來自對事實記錄者“誠實品格”的不信任。鑒於對“事實”的收集與整理往往是根據一些先行理論或意識形態來完成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謂“純粹的”事實。因研究美國貨幣史成果卓著而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弗裏德曼教授在獲獎演說中談道，憑借直覺，他原以為自然科學家的見解要比社會科學家的觀點來得更客觀些，然而“不幸”的是，這一判斷在他聽到一位生物學家的評論後徹底改變了：隻要了解了一位生物學家的政治觀點和所傾向的理論，你也就等於知道了他的科學見解。對事實表示懷疑的第二個理由，源於對部分記錄者的“機會主義”行為。要知道，許多曆史學家是在皇帝、將軍以及獨裁者的威脅或監督下進行寫作的，因而他們記錄下來的往往是被扭曲了的事實。更有甚者，各個時代都有賣身求榮的“曆史學家”。用劍橋大學近代史講座教授阿克頓勳爵的話說：“在那些持劍強人身後，總是跟著持筆的衰人。先是罪犯殺人，後是這些詭辯家替殺人犯辯護。這樣的曆史學家和那些殺人犯同樣可惡。”（見《法國大革命講稿》正文與附錄，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不存在“真實”的事實，等於說曆史事實可以改變。可能嗎？據英國哲學家兼曆史學家柯林武德的說法，答案是肯定的。在《曆史的觀念》（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中他寫道，曆史學是一種探討，其對象是人類的“活動事跡”，為的是把事情弄明白（在此意義上它是科學）；曆史學是通過對證據的解釋來進行的，其價值在於自我認識，亦即告訴我們人已經做過什麼，從而告訴我們人是什麼。在這裏關鍵要素有二，即證據和想象。所謂證據，是指那些被叫作文獻的東西，是一種已經存在，經由曆史學家思索便可得到某些答案的東西。某種證據之所以會變化，是由於曆史學家們的能力、曆史研究方法以及解釋證據的原則在不斷地變化著。世人關於利益的內容、獲取途徑和競爭程度的改變，勢必在“證據”上得到反映。每代人都會或必須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書寫曆史，其理由也在於此。說到這裏，克羅奇在《曆史學的理論和實際》（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一書中斷然地得出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這樣的論斷，也就得到了某種呼應。證據可以改變，想象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曆史學家心目中的思維畫卷，往往是一張由想象織成的網。這張網是在由一係列所謂“權威陳述”提供的某些“固定網結點”之間展開的。那些網結並非現成地賜予我們，而是需要曆史學家用批判思維和想象力來編織。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柯林武德說一切曆史都是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