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與社會
楊：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您有沒有關於“五四青年節”的記憶？可以談談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蔡：上大學時我基本上是個少年，很少參加青年的活動，幾乎沒什麼記憶了。印象較為深刻的是1985年的青年節，那時我已經在讀博士。在北京召開了部分高校大型社會觀念變革學術討論會，我作為山東大學的代表乘火車進京（有可能是在人大或北師大），那次是我第一次坐臥鋪車廂。大夥兒的觀念非常活躍，哈佛大學的杜維明教授也來參加了，那會兒他正處於壯年，記得有一天我們麵對麵就座，曾經就某個觀點激烈辯論過。從那以後24年過去了，我再也沒見到杜教授，雖然20世紀我多次造訪哈佛，杜先生來浙大擔任光彪教授也有好幾年了。順便提一下，那個年代我們都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意願甚至行動，希望能在你們這一代人身上延續。
楊：您每年都有機會去世界各地旅行，在旅行中也會接觸到很多不一樣的年輕人，其中有沒有對您觸動比較深的人或事？是否出現過因為某些人或事而改變人生觀的情況？
蔡：在歐洲，26歲是青年的一個界限。在此以前，乘坐火車等交通工具可以打對折，無論是不是大學生，無論來自哪個國度。至於青年旅店，在20世紀某些地方還有年齡限製，現在已全部放開。而在南歐的一些國家，還有坐落在市中心的家庭旅店，甚至比青年旅店更實惠，這些都鼓勵年輕人去看世界。至於遇到觸動的人或事自然很多，有些已被我寫進書裏了。但改變人生的事情似乎未有發生，或許因為我開始遠遊比較晚的緣故，我也從未動念移居國外。
楊：您是一位數學家，也是一位詩人，名副其實的文理兼修。“君子不器，文理一身”，在您看來，文理相通之處在哪兒？“數字”與“玫瑰”是怎樣的一種關聯？加上旅行者、攝影者，在這4個稱謂中您最看重哪一個？
蔡：我曾說過，數學、詩歌都是心靈和想象力的產物。我覺得一座綜合型大學的老師和學生應該文理兼備，否則還有必要辦這樣的大學嗎？至於“數字”和“玫瑰”的差異，可以用法國數學家亨利·龐加萊的一句話來概括：“數學家用一個名稱替代不同的事物，而詩人則用不同的名稱意指同一件事物。”不知你注意到沒有，在你提到的4種身份裏，旅行者是可以與任何其他職業相得益彰的。也就是說，旅行有助於數學（思想的交流）、詩歌和攝影（靈感的捕獲）。
楊：在如今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年輕人麵臨的機遇和挑戰前所未有。對於他們如何成長為高素質的全麵發展的人才，您有什麼樣的建議和忠告嗎？
蔡：我覺得保持好奇心、擁有想象力是最重要的素質。有了這兩條以後，還需要一顆持之以恒的心。這三點彙集在一起，應該會有一副自信、寧靜的麵貌出現，那樣的話，無論做什麼事情，都能坦然、勇敢地麵對了。
楊：聽聞您新近完成了小回憶錄《小回憶：毛時代的童年》（此書已於2011年3月由三聯書店出版），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能給我們介紹一下嗎？
蔡：我在“文革”期間度過了童年，這本小書講的便是我童年的32個故事及其延展。那是一段漫長虛空的時光，我在台州的8個村莊裏度過了童年，而到了今天，它又成為我的一筆財富。這些故事曾在《江南》雜誌上連載了一年多，現在添加了注釋和黑白照片，我相信，這本小書可以幫助年輕人了解父輩、他們生活的年代，以及那個年代的南方鄉村民俗。
楊：“五四運動”是青年影響中國、改變中國的重大事件，到今天已經90年了，您有什麼寄語送給我們青年學子嗎？我們很期待您以一首詩來表達這種希冀。
蔡：真的，都快90年了。“五四運動”是個奇跡。自那以後，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有時我也會覺得這種變化還不夠大，因為我們的生命通常不超過90年。我想我們每個人都希望一生能多經曆一些事情，尤其是曆史上的大事件。兩年前，正好是中國新詩誕生90周年，我約幾位詩人同道編注了一本《現代漢詩100首》（三聯書店）。現在這個紀念對我來說有點突然，我沒有心理準備。不過，我希望“五四運動”100周年到來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有更大的喜悅。下麵這首《遠方》是兩年前我在瑞士鄉間做客時寫下的，送給大家，希望你們能夠時常懷抱遠方和未來。
總是被遠方吸引總是被移動的風景吸引隻有當鳥兒回旋在稻田之上才注意到那一片金黃隻有當風兒吹過搖響門前的那棵桃樹才看見她已然身姿綽約隻有當陽光猛烈地照射到臉上才發現葡萄園的綠色濃於青草遠方的色澤暗淡下來但它仍然十分迷人。
2007年夏，拉芬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