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漢代一路看過來，不難發現：另立“偏房”架空“正室”之權、借重隱權力集團鉗製正式的官僚係統，正是曆代君主搞獨裁的不二法門。
皇帝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對付官僚係統，這是因為，從漢唐至明清，在完成政治現代化之前的中國，對君主獨裁權力構成最大製約的不可能是民主、憲政，而是一個複雜、完備、科層化的官僚係統，因為權力在科層化結構中流動，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規範性、程序性的規製，科層化越高，權力受到的規製就越大。如果我們把權力比喻為流水，科層化結構就是管道，約束著流水的橫衝直撞。權欲旺盛的雄才之主當然難以容忍這些管道分流了權力，於是繞過正式的權力管道係統，利用親近的私臣組建非正式的簡陋的權力容器，因其簡陋、非正式，也就更便於人主操縱。
但是，這些臨時性質的權力容器難免會慢慢固化、複雜化，甚至變成正式權力管道的一部分，又反過來分化獨裁權力。換句話說，“偏房”掌權日久，往往又會演化成“正室”，如漢代的尚書，原是皇帝的私人秘書，到了唐代，則是名正言順的宰相機構。後世的君主為了“盡收威柄，一總事權”，又複另設一個易於指揮的權力容器，然而，時過境遷，又重蹈前代“偏房”坐大之覆轍。曆史簡直給獨裁者下了一道反複發作的惡咒。
那些叨念著“大權不可旁落”的獨裁者不會明白這樣的道理：分散在複雜管道的權力盡管不易為君主任意擺布，但其顛覆性也不高，因為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不敢逾越名分的界線，並且受到程序性與規範性的限製；相比之下，擺脫了科層束縛的隱權力雖然便於指使，但一旦失控則如洪水決堤，一發不可收拾。我們看西漢劉徹置內朝捋奪宰相之權，但後來內朝的外戚不僅把持朝政，而且顛覆了西漢；東漢劉秀將三公閑置，倚重尚書台，但尚書台的領袖最後竟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明代的朱元璋幹脆廢了宰相，啟用內閣，但內閣體製也培養出“九千歲”的權力怪胎。
人主欲借“偏房”盡收權柄，殊不知，高度集中的權力更容易被親近的隱權力集團假借、竊取，隻要人主軟弱、荒怠，立即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我們姑且稱之為“偏房的陷阱”。這也是為什麼曆代一再發生近臣亂政的根本原因。郭嵩燾認為“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其實，獨裁者哪能容忍權力被分寄？隻是他們缺乏曆史的眼界，看不到獨裁的陷阱，最後與“偏房”共天下，乃至被“偏房”毀了天下，也是咎由自取。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