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風波柳永
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鶯穿柳帶，猶壓香衾臥。暖酥消，膩雲嚲。終日厭厭倦梳裹。無那。恨薄情一去，音書無個。早知恁麼。悔當初、不把雕鞍鎖。向雞窗、隻與蠻箋象管，拘束教吟課。鎮相隨，莫拋躲。針線閑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陰虛過。
柳永在當時即詞名遠播，從宮中到域外，時人無不流連於那一往而深的脈脈之情。但這些詞作也被看作是“薄於操行”，不合時宜。其實北宋時代社會風氣相對寬鬆，文人沉湎於歌兒舞女實在平常，也不是寫不得，但表達的分寸卻至關要緊。“針線閑拈伴伊坐”作為一條界線，凸顯了柳永的尷尬和意義。
《畫墁錄》載，柳永不甘心久沉下潦，期望得到當朝宰相晏殊的幫助。“晏公曰：‘賢俊作曲子麼？’三變（柳永）曰：‘隻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雖作曲子，不曾道針線閑拈伴伊坐。’柳遂退。”這一段對話是頗耐人尋味的。作詞為什麼被晏殊當做是拒絕柳永的一個理由呢？晏殊雖然也作詞，但恐怕更是以詩自鳴。宋祁《筆記》卷上說：“晏相國，今世之工為詩者也。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唐人以來所未有。”所以，作詞對晏殊來說不過是餘事，而柳永乃專力作詞，傳世的詩隻有一首。在北宋，詩和詞有品格高下雅俗之分，柳永當然心知其意。
晏殊特舉出“針線閑拈伴伊坐”一句來說明自己和柳永的差異，表明了一個所能容忍的限度，這一點更有意味。晏殊自作了不少豔情詞，如“蕭娘勸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詞”（《清平樂》）等，顯然，他是不能以己之豔情來指責他人的豔情的。那麼，晏殊從這看來極為普通的詞中到底感受到了什麼特殊的東西呢？詞人寫豔情是有不同層次的，寫女子美麗的外貌，寫女子深摯的情感，寫女子哀婉的人生命運，等等。僅僅認取外貌和感情，那仍然是一種士大夫的情趣，是欣賞的態度，或是自我性情外化的形式。這裏麵不妨有感動，有同情，但唯獨沒有承擔。要承擔，就必須拋下士大夫的立場，設身處地，體認女子的命運。這一點關係到詞作者的人生出處，關係到詞人對士大夫這一文化角色的認同與否，所以，晏殊甚為看重。
“針線閑拈伴伊坐”，表達的是一個平淡而又真切的日常生活場景。日常生活，既不同於儒家的君臣大業理想，也不同於道家的虛靜淡然的境界，文人描述日常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文人理想的背叛。它是以真切的此在體驗，以平凡庸常的現實體驗，來否定那種或是動蕩奔波或是寂寥虛無的士人生活；並通過對日常生活的執著，確認了種種人生追求的虛妄，確認了隻有能真切把握的日常生活才是真實的人生。顯然，這裏麵所透露出的人生觀，對晏殊的士人理想構成了威脅。
和“蕭娘勸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詞”不同，“針線閑拈伴伊坐”是一種溫情的陳述。它們所傳達的雖然都是愛情的感受，但前者是一次感情事件，是一次激情的享受；後者則是一種感情的信念，是一個生命過程，是此在人生的托付和歸宿。“針線閑拈伴伊坐”是一個毫無欣賞性的情節和形象，它自覺遠離了戲劇性的情節，沒有花前月下，沒有把盞悲歌，沒有卿卿我我，有的隻是時光流逝中的默默守候。這意味著，作者所關懷的不是感情的發生，它以那種平易和悠長體現了對感情的回味和守護，而這種平易和悠長正是漫漫人生的節律，所以，它要表現的是情感對於全部現實生命的意義。這不是文人的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