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指摘滿漢全席全然不可信的有愛新覺羅·瀛生先生。他老先生既屬於清朝皇族，同時對宮廷事務和舊時京城風俗也了解，還寫過關於清宮樂舞考證的專著，因此說起話來底氣足。
他在《京城舊俗》一書中明確指出：“近年來流傳‘滿漢全席’之說，說他是清宮禦膳，甚至有人列出滿漢全席的菜單，宣揚之不遺餘力，據說已傳到海外。其實這純屬虛構。滿漢全席這一名稱來源於一段相聲。本世紀（指20世紀）20年代在北京和天津獻藝的相聲演員萬人迷編了一段‘貫口’詞，羅列大量菜名，名為‘報菜名’，頗受聽眾歡迎。30年代在北京與張傻子、高德明、緒德貴、湯瞎子一同登台表演的著名相聲演員戴少甫擅長這個段子（戴少甫於40年代初逝世於天津），當時仍稱這段貫口詞為報菜名。後來傳來傳去竟被訛稱為滿漢全席。清宮膳房根本沒有滿漢全席之說。當年在北海公園創設‘仿膳’飯館的人，的確是曾經在清宮膳房工作過的。那時仿膳的菜肴的確是清末宮廷膳房製品的樣子，但從未提過滿漢全席，而是老老實實地做炒肉末燒餅（夾肉餅）；豌豆黃和芸豆卷等也是膳房製品的樣子；這才是真的。仿膳菜肴和點心的做法，嚴格說，是同光（同治光緒）時代清宮膳房的遺範，在很大程度上適應慈禧太後的喜好和口味，不但與道光年代的烹製法有一定區別，與鹹豐時代的做法也不盡同。例如鹹豐皇帝喜食鴨，這本是清宮菜肴的一項傳統，乾隆皇帝有專門烹調鴨子的廚師，但因慈禧太後不太喜歡吃鴨，所以同光時代膳房就不大講求烹鴨了。30年代仿膳的老師傅對我說，早年膳房做‘全鴨’有四十七種烹調法，後來半數失傳了。”
曾在北京生活多年的梁實秋先生對滿漢全席也持否定態度。他在《再談“中國吃”》一文中寫道：“至於近日報紙喧騰的滿漢全席那是低級趣味的噱頭，以我所認識的人而論，我不知道當年有誰見過這樣的世麵。北平北海的仿膳，據說掌櫃的是禦膳房出身，能做一百道菜的全席，我很慚愧不曾躬逢其盛，隻吃過稱羼有栗子麵的小窩頭，看他所做普通菜肴的手藝，那滿漢全席不吃也罷。”
同樣在北京生活多年而且對於飲食之道頗為在行的王世襄、朱家溍兩位老先生，在回憶京城飲食的文章中，對於當年京城東興樓、同和居、豐澤園等老字號的名菜名點津津樂道，然而大名鼎鼎的“滿漢全席”卻均未置一辭。王世襄先生在為《中國名菜譜·北京風味》所寫的序言中，承認宮廷菜是北京風味的組成部分，不過認為宮廷菜並不神秘，隻是在民間菜肴的基礎上不惜工本，精益求精而已，“已經馳名了半個多世紀的仿膳食品，如肉末燒餅、炒麻豆腐、豌豆黃、芸豆卷、小窩頭等，也無一不來自民間，隻是加工加料，崇飾增華，改變了原來的味道，蒙上了宮廷色彩而已。”這一評價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我曾經當麵向王世襄先生詢問過對滿漢全席的看法，他隻是簡單回答：“那玩意兒，沒吃過也沒見過。”一副不屑的樣子。
而北京中醫藥大學的教授翁維健，在中國明清檔案館查看了大量清宮禦膳菜譜後，得出了同樣的結論。翁教授在《試論清宮禦膳的飲食結構與製度》一文中說：“從數百份的禦膳菜譜分析，其絕大部分來源於民間的滿族菜係和漢族菜係，高、中、低檔皆有，尤以中、低檔菜為主。如乾隆四十七年的元月十三日所載‘炒木樨肉’，又如乾隆四十七年端午節所載‘羊肉燉冬瓜’，乾隆四十六年端午節所載‘掛爐烤鴨’等等。我們隻能這樣理解，所謂‘禦膳’也就是宮廷中帝後所用的普通民間菜而已。至於‘滿漢全席’，則是清末主要流行於宮外的偏重高檔的已商業化的滿漢菜肴。”
當今京城“滿漢全席”據說以仿膳飯莊和頤和園聽鸝館為“正宗”。然而這正宗也實在令人懷疑。
仿膳於1925年設立，其年頭與禦膳多少還能掛上點鉤，因為此前一年馮玉祥將軍剛剛把末代皇帝溥儀趕出了紫禁城，禦膳房也隨之不複存在。為了糊口，曾在禦膳房菜庫當差的趙仁齋和其子趙柄南，約了禦膳房的幾個廚師，在北海公園北岸設立了仿膳。但是這個仿膳隻是一個茶社，除了賣茶之外，捎帶賣些宮中傳統糕點，如芸豆卷、豌豆黃、小窩頭、甑兒糕、奶卷、肉末燒餅等。後來，又售賣一些宮中的傳統炒菜，如“四抓”“四醬”“四酥”和黃燜豆腐、栗子扒白菜等。所謂“四抓”，是指抓炒腰花、抓炒裏肌、抓炒魚片和抓炒蝦仁，據說這是曾被慈禧太後譽為“抓炒王”的王玉山老師傅的拿手菜。所謂抓炒，是將原料掛漿之後在熱油之中逐片炸好撈出，然後用炒勺調味勾芡，將原料入勺翻炒幾下即成。“四醬”為炒黃瓜醬、炒胡蘿卜醬、炒榛子醬和炒豌豆醬；“四酥”指酥魚、酥肉、酥雞和酥海帶。這些都是滿族家常菜，宮中食譜上也經常見到，但並無神奇之處。由此也可驗證愛新覺羅·瀛生先生的論斷，宮中膳食其實並沒有太多高明之處。至於“滿漢全席”，當時連個影兒都沒有。直到1956年，仿膳才從茶社改為飯莊，並從北海北岸遷到南岸的漪瀾堂道寧齋內，經營起清宮膳食來。而賣起“滿漢全席”，已經是1978年之後的事情了。其傳承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