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飯難吃已成舊事。如今，無論是飯菜質量還是就餐環境，此類吃喝都沒的說。至於其他方麵是何狀況，因身在“場”外，無從置喙。
堂餐滋味
當官的一大好處是有的吃。而且官越大越是有的吃。起碼中國古代如此。許多時候，當官之後想不吃簡直都不行，因為有製度管著。
唐朝時，太宗李世民看到大臣值班很辛苦，常常到了吃飯時間還幹不完事，於是降旨，供應午餐。免費，白吃。這就是堂餐，也叫堂饌。老李的算盤其實打得挺精：把手下餓出個胃潰瘍什麼的，沒人幹活不說，還得老傳太醫給他們治病，醫藥費也不少花，不如送頓飯吃，花錢不多，還能落下個關心下屬的好名聲。唐朝開國初期政事清簡，據《新唐書》記載，太宗時中央和地方官員全算上，編製不過720人，相當於北京市局級幹部的三分之一，加上編外人員也不算太多，因此，給朝臣來上一頓免費工作餐，還說得過去。
不過，此例一開，難免有人登鼻子上臉，非要來個錦上添花。以後，朝臣一旦升至宰相，白吃飯不說，還要單獨另開小灶，說是這樣可以吃飯工作兩不誤，商討國家大事時不受外界幹擾。理由很是堂皇。唐朝雖未設宰相之職，但是享受待遇的人可是不少，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的主要頭頭都在此列。大家湊在一起，開個大唐公司臨時董事會，捏咕捏咕，就能把這件事定下來。萬一下麵有人反對，還可以說是集體決策集體負責，讓他板子找不著屁股。
高宗時，宰相之中大概有人聽到了下麵議論，於是研討吃喝是否過於豐盛，“欲少損”。新當上宰相的張文瓘大概心理有些不平衡，覺得憑什麼你們吃夠了，輪到我就要改革，於是發了一通高論，說是“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這話實在有分量。當高官吃好飯，這是皇上的恩典。想在此事上搞什麼改革，隻能說明你沒有真本事，幹脆回家抱孫子得了。此言一出，舉座啞然。是為國家省點夥食費還是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如果連這點事體都拎勿清，確實該抱孫子了。一項製度一旦建立，受益者總不難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維護它的存在。堂餐即是一例。
既然宰臣們得開小灶是皇上的恩典，總要投桃報李才是，於是唐代便出現了燒尾宴。大臣當上宰相，官階上大大進了一步，等於鯉魚跳過了龍門，隻有將尾巴燒掉，才能修成正果。因此，新任宰相必須辦一頓豐盛宴席，請皇上當主客，這就是燒尾宴。唐中宗時，韋巨源官拜尚書左仆射即宰相，便向皇上進獻過一頓燒尾宴。據《清異錄》記載，其中菜點兼備，名堂甚多，像什麼光明蝦炙（生蝦可用），通花軟牛腸（胎用羊膏髓），生進二十四節氣餛飩（花形餡料各異，凡廿四種），生進鴨花湯餅（典廚入內下湯），冷蟾兒羹（蛤蜊），鳳凰胎（雜治魚白），升平炙（治羊、鹿舌拌，三百數），八仙盤（剔鵝作八付）等，共數十種。為了燒掉尾巴，韋巨源想必大大破費了一回。不過，這樣做也不吃虧，隻要在宰相位子多吃幾年就能找補回來。
等到安史之亂後，由於國力衰竭，堂餐也不得不跟著打折扣。唐德宗建中三年時，為了籌集軍費，皇上下令降低禦膳和皇太子吃喝標準，中書侍郎張鎰立刻跟著上折子，“奏減堂餐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張鎰算是聰明人，知道到什麼山唱什麼歌，皇上都減膳了，你就絕不可再唱“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的高調，否則老板一怒之下拆了食堂，讓你再餓著肚子上班。這就是官場學問。節約堂餐支出即可補充軍費之不足，可見當時公款吃喝的人數已然大增，國家有些難以為繼了。
不過，堂餐標準雖可降，原有規矩卻不可破，宰相吃飯時，依舊禁止下級奏事。一般人等也沒有這個膽量，除非不想混了。可是遇到非一般人等，便有些麻煩。唐順宗時，就出過這樣一檔子事。一次宰相鄭珣瑜、韋執誼、杜佑、高郢幾人正在中書省用餐，翰林學士王叔文非要找韋執誼議事。這可把韋丞相噎著了。王叔文雖然官位不高，卻是皇上的大紅人，此時不見，雖合製度，可萬一他在聖上耳邊嘀咕幾句，就得吃不了兜著走。韋執誼思忖多時，臉兒漲得通紅，最後終於想得通徹，不但將王叔文迎到官署，還讓手下再備一桌飯，陪他吃將起來。杜佑、高郢兩位也是明白人，聞知此事埋頭繼續吃自己的飯，一言不發。隻有鄭珣瑜犯傻，覺得宰相尊嚴掃地，長歎一聲：“吾豈可複處此乎？”隨即吩咐手下備馬回府，堂餐，不吃了。一頓不吃固然不打緊，可幾天後老鄭的宰相烏紗帽便沒了，再想吃堂餐也沒戲了，窩囊得他一病不起，鬱悶而終。
不知官場規矩有時即是無規矩者，官，當不穩；飯，吃不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