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先生是宋寧在美國的房東。在她不能回國我不能赴美的幾年中，薑先生扮演了“運輸大隊長”的角色，拖著行李箱往返於洛杉磯與青島之間。當然他來中國的主要目的是旅遊，在青島辦完“交接”後便重登旅程。過一段時間，宋寧便會從美國打電話說薑先生回來了，帶的東西已經收到。再過不知多長時間，宋寧又會在電話中說薑先生又要去中國了。這時“中國”這個概念就很自然轉化為青島，便等著他的到來。
我逐漸了解了薑先生的情況：吉林人，青年時在偽滿洲國學醫，同時參加地下抗日工作，四九年從大陸到台灣，先行醫，後經商，七十年代移居美國，六十歲時中一次風，由於治療及時基本沒落下後遺症，現在快八十歲的人還開著車滿大街跑，一副滿不在乎活到哪算哪的勁頭。
不過，我漸漸對薑先生的中國行產生疑惑，準確地說是對他旅遊的合理性有質疑，大凡旅遊皆喜新厭舊，去未去過的地方，而薑先生幾乎是跑一個地方--山東的淄城，而據我所知，那裏並沒有他的親朋好友，以他的年齡怕也不會有什麼紅顏知己之類，可他一次一次地去，不僅去，還會逗留很久。有一回在他動身時，我忍不住問是不是對那裏的瓷器有興趣？他答非所問：你在淄城有熟人沒有呢？我點點頭，他想想說這次怕來不及了，下回你陪我去一趟吧。我說沒問題。
當年淄城沒有去成，問題不在我，隻因宋寧已可以自由往返，薑先生就不轉道青島，而由北京直飛淄城。與薑先生再次見麵，就是在洛杉磯了。在薑先生的盛情相邀下，我和宋寧住在他家裏，或者說住在他二女兒凱麗家，那是洛杉磯中產階級通常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別墅式宅第。凱麗是一個離婚的女人，不夠滋潤的麵龐透出昔日的美麗，一個人帶三個女兒生活，很辛苦，也很從容，今天帶這個女兒去學琴，明天帶那個女兒去騎馬，而她自己則每隔一段時間便與幾個朋友一起去賭城。凱麗是十幾歲從台灣到美國的，她的女兒們在美國相繼出生，與薑先生相比，她們更趨“美國化”，吃比薩，大杯大杯喝果汁，說一口流利英語，三個女孩惡作劇式地拒絕同爺爺說中國話，薑先生在反抗無效的情況下最終就範，他的大致不差的英語水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練出來的，這使他受益匪淺，盡管有些耿耿於懷。
在洛杉磯可以說與薑先生朝夕相處，早晨開車帶我們去吃早點，順道買一份“世界日報”，早點端上桌報紙已瀏覽完畢，這是他一天中全部的閱讀，之後便帶我們去辦事或觀光，直到在外麵吃了晚飯後回到住處。由於“全天候”相陪，便多有時間交談，我漸漸知曉他是個經曆不凡的人。
一日，薑先生帶我們去參觀好萊塢影城，路上說他很快要去中國。想到他不久前剛去過，覺得跑得著實勤了些，順口問這次準備去哪兒？他說淄城。又是淄城。我問他怎麼總是往那裏跑？他手握方向盤不語，我笑說一定是那裏有牽掛的人啊，他歎了口氣，說也可以這麼說吧。我想原來如此。在影城吃午飯時我想起薑先生曾問我淄城有沒有熟人，想必是那裏有事情要辦吧，我說回去後我可以去淄城與他會合，他說自然是好，隻是你的時間……我說沒問題，你在北京轉機時給我打電話。淄城之行就這麼約定。
去影城的第二天又去海洋世界，汽車在高速公路上行駛一個多小時後薑先生說很快就到，接著突然問：你們帶護照了嗎？我說沒帶。宋寧問帶護照做什麼呢？薑先生說回來的路上可能會受到盤查，沒護照會被當作非法越境者拘留。我與宋寧麵麵相覷，問怎麼會這樣，我們又不是非法滯留美國。薑先生說主要針對老墨(墨西哥人)，這裏離邊境很近，不斷有老墨偷渡，讓當局很頭疼，就采取這種盤查行動。我倒不關心這些，問如果查出我和宋寧會怎樣處理呢？薑先生說最終會澄清，但麻煩免不了。我說玩的事出麻煩不值當。薑先生說也是，那就回去吧，明天再來。就打道回府。從高速轉向也是夠麻煩的了，幸虧薑先生是老洛杉磯。我和宋寧為自己的疏忽充滿沮喪，而薑先生卻把賬算在老墨身上，憤憤地說老墨們像蝗蟲樣擁來美國，把整個美國都弄亂了，現在的洛杉磯墨西哥人占多數，竟然通過投票選出一個墨西哥人市長來，這樣反過來他們又可以為所欲為。我心想薑先生對老墨有偏見，這可以理解，但也不完全合理，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你薑先生不也是從台灣跑來的嗎？是差別造成的局麵。薑先生似乎窺視到我之心聲，歎了口氣說，一個國家管理不善，老百姓往人家國家跑，是政府的罪過啊。停停歎了口氣，說將心比心，其實我也是個逃亡者啊，從大陸逃到台灣。我不知道薑先生為什麼隻說從大陸逃到台灣，而不說從台灣逃到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