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關於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規律性研究和探索，具有濃厚的中國社會學的本土特色。至於重建時期的當代中國社會學，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形成了社會運行理論，標示著對社會運行和發展的規律性的研究意識進入了自覺階段，從有關社會結構、社會變遷、社區、婚姻家庭與性、社會問題、社會保障等等研究可以看出，盡管具體研究的論題、概念、範式和表述形式或許會是多種多樣的，但對於當代中國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製的探索則是共同的。從實質上看，這種探索已經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學的學術靈魂。
其三，關於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的規律性的研究，是“貫通”社會學“全部內容的主線”。無論是理論社會學研究和應用社會學研究，或是社會學的微觀研究和宏觀研究，以及社會問題與對策研究，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運用，都是圍繞著社會運行問題來展開的（鄭杭生，2003：15-19）。盡管社會學研究在形式、視角、取向、方法等的具體選擇上存在很大的差異，對於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製的探索是這類研究所要達到的目標。
總之，社會運行論的核心思想--社會學是關於現代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製的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涵蓋了社會學理論的雙重邏輯--理論範域的多變形態與研究對象的恒久指向，融會了以往不同現代性階段上的社會學的重大內容，聚納了社會學沿著兩大“軌道”--行動與秩序（亞曆山大，2000：11）--所展開的全部討論（如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個人權益自主與社會權力規範，個人的行動意義、能動性、創造性與社會結構、社會製度、社會控製等等），以對社會學研究對象的新的界定，揭示了全部社會學研究的共同理論實質。
三、社會運行的思想在現代性遭遇全球化的時代
20世紀的最後十餘年，蘇聯東歐劇變，冷戰終結，東、西兩半球台為一體，壘球地緣政治出現了重大調整。幾乎與此同時，當代信息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全球融入一個整體場景之中--現代性遭遇了全球化過程，威斯特伐利亞條約所確立的民族國家主權關係框架麵臨了有史“來的空前挑戰，民族國家內部的社會結構及社會關係體係的變遷也勢不可擋。全球時代跨國趨勢的迅速發展以及所謂民族國家的”衰落”現象，必然對當代社會學的發展造成極為深遠的影響。
社會運行論是對現代性過程及其社會生活所進行的社會學思考和想象的產物，它也必定會隨著這一曆史進程的推進不斷發展和更新自我的思考和想象。麵對這樣一個時代，我們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社會運行論所表達的思想與當代現代性及全球化過程是否有關？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話，另一個問題則是：兩者之間是怎樣的一種關係？
從邏輯上說，第一個問題是一個虛假設問，或者至少是一個贅浯。因為現代性是全部社會學理論陳述發生的前提，也是社會運行論采取的理論眼界和理論預設。對於社會運行論而言，現代社會與其說是一種社會形態，不如說是一種發展過程，是從傳統性向現代性的不斷轉變。社會學的全部理論知識就是對這個持續過程的學術刻畫、表達和反省。這也就是前麵所述的現代性、社會學理論的雙重基本特性，社會運行論的兩個思想邏輯的關係。然而，從實踐來看，這個提問又是必要的。因為現代性發生了一個擴展過程，它跨越了最初的地緣淵源，又從新的地域範圍延伸，並遭遇了現今的全球化過程。這個過程決定了現代社會迅速流變的性狀、相互交疊的多重真實性，而且全球化正在滋生出種種前所未有的微妙態勢--這就是社會學理論的生長情境。在這種意義上也可以說，社會學是被迫與現代性進行的一場競跑，它必須以不斷更新的活力和勃勃生機來保持這種競跑狀態，這是社會學理論成長性的根源所在。社會學理論必須以這樣的姿態麵對現代社會世界和麵對自我，必須重新闡發預設中的隱意，包括對已經陳述過的問題進行再陳述。因此，由社會運行論的現代性理論眼界和預設，也就引發了社會運行論及其思想與當代之現代性和全球化過程的關係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