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任何學科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一樣，作為學科的社會學也有自己的獨特研究對象，這個對象在我們看來就是社會運行和發展，特別是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製。據此，我們對社會學F這樣的定義：社會學是關於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製的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為了簡便，我們把這個定義代表的觀點濃縮，稱為“社會運行論”（鄭杭生，2003：1）。
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正確解決，規定了社會學的理論框架，規定了這門學科的特有角度，規定了這門學科與其他社會科學的區別和聯係，規定了這門學科為社會主義實踐服務的方向和主要途徑，從而也規定了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性。因此要了解、把握社會學，就要了解和把握社會學的對象（鄭杭生，2003：4）。
所謂從社會學角度看問題，正是從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角度看問題（鄭杭生.2003：8）。
在社會運行論中，理論範域和研究對象、前者的多變性與後者的恒久性是密不可分和互為依托的。因為，社會學的每一理論構成部分或方麵都蘊涵了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反過來，社會學研究對象作為恒久的指向和探索正是貫穿在這些不同的構成部分或方而，並且由它們而得到顯現。社會運行論的思想和方法說明了，多變的理論範域與恒久的研究對象是社會學理論的基本特性，也是其成為一種自我積累的係統、不斷持續的過程的方式。如此一來，社會運行論的視角與範式使社會學知識係統發生了一次整理和彙聚，使各種理論傳統和理論要素形成了一種新的結構，使看似互不相關觀點、思想、流派產生了相互關聯，被納入了一個整體構架之中--社會學知識結構與過程的總體性呈現了出來。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對這一整理和彙聚意義進行理解：
首先，無論是西方社會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對於社會的運行和發展的規律性研究是社會學家們關注的主題（鄭杭生，1987：150-192）。社會學產生於早期現代性過程，工業社會、民族國家所麵臨的社會運行的困境。這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始終困擾著孔德、斯賓塞、迪爾凱姆、韋伯、齊美爾等古典社會學家，也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理論致力研究和做出回答的問題。事實上，關於社會運行的截然不同的思考、結論和解決方案形成了西方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根本界分，這就從新的視角解釋了兩種社會學傳統何以會發生根本的分歧和分道揚鑣。在西方社會學的成熟時期，關於社會運行的討論也進一步滲融在社會學研究的各個方麵，是這一時期各理論思想形成激烈爭論的問題實質所在。透過結構功能主義、衝突論、符號互動論、常人社會學、現象學社會學以及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社會批判論等流派的論戰和交鋒，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學術脈絡，
正如鄭杭生所反複闡述的：“這一點對社會學的，兩大分支--從孔德開始的西方社會學傳統和從馬克思開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傳統--都是適用的。因為西方社會學實質上是以維護資本主義製度為目的，以多方麵地研究資產階級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規律性為對象的；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則實質上是一門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規律性的科學”（鄭杭生、李迎生，2000：31）。
在當代，由於跨國和全球社會情景的形成，使本土社會和民族國家社會的傳統運行機製麵臨挑戰，因而關於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與機製的研究，勢必是當代社會學所關注的焦點問題。從當代著名社會學家的研究題材中可以看出這種學術趨向。
其次，社會運行論提供了解釋中國社會學的發展過程和研究內容的邏輯線索。社會學傳入之時正是中國處於國運衰敗、民族危亡、社會運行極度惡化的時期（鄭杭生、李迎生.2000：53-56）。為了尋求自強、重振國運之道，中國社會學在發展初期就形成了對社會運行和社會變遷問題的關注與探索。這一點後來一直貫穿在中國早期社會學中的各個流派（鄉村建設學派、綜合學派、社區學派、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理論傳統之中，幾乎是這些不同流派的一個共有理論特征，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學的一個特點。
鄭杭生對社會運行思想與中國學術傳統之間的關係作了這樣的說明：“十多年前本書主編提出的社會運行論的主導觀點‘社會學是關於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製的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是從中國曆史上治亂興衰的事實和先輩思想家對此的論述和概括，特別是中國社會學的開山祖師嚴複的概括--社會學是探討社會的治亂興衰的原因以及所以達到治的方法和規律的學問--中來的，因此，它能夠成為中國社會思想史的一根主導線索”（鄭杭生、李迎生，2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