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擴展促使社會學對自身的反省進入到了更深的層麵。不同學派、理論傳統在如何建構社會學知識體係上的立場呈現出了嚴重的分裂，尤其到60年代後期，實證主義與反實證主義之間的傳統分歧，在當時所謂真正社會學與社會理論的爭論中被進一步發展和拓寬，涉及社會學知識建構的條件性、反省的可能性、重建的必要性等等問題，論戰的激烈程度達到了白熱化。可以說，在這一時期，社會學的兩大知識形態--自然科學型社會學與人文科學型社會學的型構與分立格局得以確定。
在發展中國家，現代性擴展帶來了社會學本土化的學術潮流。經曆了晚期殖民化，戰後一批發展中國家通過非殖民化運動贏得了民族獨立，於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進入了新的階段--結束“不發達”狀態（保羅·肯尼迪，1989：485）。這一過程表現為國內社會的一係列結構性變革和關係體係的全麵重組--內戰、政權交接、土地改革、實施工業化戰略、促進經濟增長、城市化、農業革命、鄉村終結等等，發展中社會的前現代性不斷瓦解，現代性步伐日益加快。正是這一規模空前的文化碰撞與交流，社會學本土化在發展中國家發生和廣泛展開，非歐美社會學得以形成。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學本土化經曆了兩個重要階段：第一階段是發生在殖民化後期的地區性社會學本土化，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拉美和中國率先出現。在這一階段上，這些國家的學者由對西方社會學知識的引進轉向質疑，並確定了對本土社會研究的基本傾向。第二階段是世界性社會學本土化，廣泛出現在戰後殖民化結束的發展中國家。這些發展中國家普遍意識到發展問題的緊迫性，而且“學術群體的自主意識和反省意識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在這一總體背景下，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學家對西方社會學，尤其是對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批判愈加尖銳。在發展問題上，發展中國家的社會學表現出鮮明的時代個性，具有“強烈的反西方色彩”（保羅·肯尼迪，1989：485），或被稱為“威爾遜主義與列寧主義對立的新發展”（華勒斯坦，2002：1191。拉美社會學家提出了富有地緣特色的內部殖民主義理論和依附理論（鄭杭生、王萬俊.2000：11-16、70-79）；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中重建的中國社會學，在對轉型社會研究的基礎上形成了社會轉型理論及其範式。如果說內部殖民主義理論和依附理論麵對的是拉美的工業化戰略問題，是關於發展中國家工業現代化的社會學理論，社會轉型理論則對前現代性走向現代性過程的社會變遷、結構性變革、社會運行和社會發展方麵普遍出現的轉型社會現象，以及對轉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進行了廣泛和深入的理論研究與實證觀察。至此，非歐美社會學基本成型，這就促成了非歐美社會學與歐美社會學的分立局麵，社會學世界性體係的結構要素和建構機製因此得以具備，這又使得社會學的世界格局（鄭杭生，2000）的出現成為必然。
社會學世界格局的思想刻畫了社會學的世界性體係現象及其邏輯意涵。首先，社會學世界性過程的非均衡性。在學術資源、學科話語和知識積累擁有優勢的歐美社會學居於主流和主導性的強勢地位，而非歐美社會學則處於非主流、非主導性的弱勢地位（鄭杭生.2000：7）。這種勢位差暗示了社會學世界格局是一種不平等的世界性學術身份體係。其次，體係的各結構要素之間存在的互構關係。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是體係結構要素的結合方式，也是體係自身的存在方式，這決定了強弱雙方進行對話和交流的意願與行動。正是在這種互動關係體係中，社會學改變了原有的單一和僵硬模式，獲得了異彩紛繁、形質多樣的特征與內涵，具有了不同社會學的彼此包容、相互傳承的學科資質。其三，體係內在的建構機製一方麵，體係一旦確立，便對其結構要素的性狀和發展形成影響，並對結構要素之間的互構關係有所確定。另一方麵，結構要素也產生出現行體係的重塑機製，造成體係的變遷。所以，體係又是被建構的。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學世界格局預設了社會學的動態過程，揭示了現行社會學世界體係的重構可能。
總之，現代性擴展時期的分裂、悖謬、對立、衝突的基本特征和經驗事實，成為歐美社會學理論和方法的分歧和論戰、非歐美社會學的興起及其與歐美社會學的分立的總體時代背景，為社會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此外，急劇擴展中的現代性正進入全球化階段，這預示了世界社會學格局的意義更為深遠的發展前景。正是經過從“地區性到世界性”的、以世界各國為“化域”的拓展、“外來社會學與本土社會實際相結合”、“學科和現實”密切聯係的本土化過程，才有了非歐美社會學的崛起和社會學世界格局的形成。這種世界性旅程造就了社會學的異質多元的本土理論，使這一學科完全超越了最初的歐洲地緣文化淵源，成為了一種真正的世界性文化和學術現象。如果說，沒有社會學本土化，沒有非歐美社會學的發展，一種屬於世界的社會學知識體係並非絕無可能，那麼，至少其普遍共享意義與價值必然因此而被大大削弱。這一過程為社會學進入新的理論境界做了必要的準備，為社會學的全球性理論範域預留了一個廣闊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