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杭生楊敏
社會學是隨現代性擴展而不斷豐富的知識體係。在我們看來，社會學理論的兩大突出個性--理論範域的多變形態和研究對象的恒久指向，正是由現代性過程所塑造而成的。隨著現代性的每重大推進，社會學研究所涉及的社會現象的邊界和現實問題的焦點都發生了明顯的遊移和變化。這些生動而具體的經驗題材使社會學形成了自己特定的關懷、設問和思考，並使社會學理論範域具有了各自殊異的時段性和空區性特征。而且，現代性的不斷延展又使這些具有特定時空形態的社會學理論範域再度遭遇挑戰，使社會學研究繼續邁向具有新的時段和空區特性的理論範域。這一不斷持續的過程構成了社會學理論傳統的現實基礎，以及社會學自我更新的生命邏輯。社會學理論範域的多變形態襯顯出社會學研究對象的恒久指向，反之，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則體現了社會學理論範域的根本。理解社會學理論所具有的這兩種看似不同而實為一體的特性，對於我們進行具體的社會學研究，理解社會學理論的傳統和框架，以及對社會學的一些艱深理論領域進行深入的探討，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早期現代性--古典社會學理論範域的時空特征
19世紀是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性發展的重要階段，是人類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急劇更新的關鍵時期：產業革命在歐洲各國迅速蔓延，農村人口以更快的速度湧向城市，農業文明和傳統社區的衰敗已無可挽回。隨著農民的破產，以及早期行會製度解組、傳統工人被編入了新的產業組織模式，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無產化和產業化的城市勞工階級，現代性的重要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工廠製度在歐美的發展，標示了工業文明的確立。可以說，現代性所具有的某些典型性狀（人為規劃、工具理性、專業分工、行動效能等等）最初是通過工業文明得到體現的，而工業化的社會組織性和製度性結構的建立和發展則是早期現代性的重大主題。19世紀上半葉，社會學就產生在現代性卷起的這場社會風雲之中（鄭杭生、季迎生，2000：15-16）。自此，社會學使現代性獲得了一種新穎的學術表達，並對現代性提供了廣泛、有力而深刻的反省。正是在這一表達和反省的過程中，社會學自身也具有了理論範域的不同時空特征。
社會學從其產生至20世紀20年代，處於理論經典初創的古典時期。古典社會學麵對的早期現代性主題--工業化社會的興起和發展，確定了這一時期社會學的基本理論範域--關於工業社會的社會學理論。從古典社會學家的思想中可以反複看到對這一理論範域的研究和描述：孔德的實證社會學思想本身就直接導源於工業化進程，反映了通過經驗研究、實驗觀察來獲得確定的規律性認識，運用嚴格的數學計量使研究過程操作化和研究結論精確化，以及統計資料、理論假設的形成和論證等對於工業過程的意義。孔德將工業社會視為以實證科學思想為指導的人類組織模式，實證社會學正是關於這一新的社會係統的穩定與秩序的科學。馬克思將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作為解釋現代社會及其製度的關鍵，認為資本和利潤率的無情法則確定了現代性的整個特征，資本主義工業經濟以及由這一經濟形態所決定的國家、法、文化和意識形態，是社會不平等和人的異化的根源，等等，使馬克思的社會學思想成為對早期資本主義工業社會製度的批判性的理論型態（鄭杭生，1987：161-166）。迪爾凱姆則與馬克思明顯不同，他將工業秩序和勞動分工視為解釋現代性的關鍵，認為“我們不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秩序之中，而是生活在工業秩序之中”（吉登斯，2000：10）；現代社會的“苦惱”並不是集中子某個特定階級，“而是普遍存在於整個社會”，現代社會危機根源於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變遷、舊的價值觀念體係的解體（斯溫傑伍德，1988：104），因此，促使社會分工的正常化、避免個人主義導致社會失範、重建社會的道德規範，成為迪爾凱姆實證社會學的主要內容。韋伯從資本主義時代精神在社會生活中所表現出的理性化趨勢來理解現代性，他的分析涉及了當時社會的生產和勞動製度、組織型式、管理核算方式，及其對政治體製、社會文化和倫理規範、職業觀念、生活態度，行為方式等的廣泛影響，反映出了工業化過程所產生的強烈社會反響。
社會秩序問題。確切地說，如何重建與維持工業化過程中的社會穩定與和諧的問題，是古典社會學中的一個經典設問。正如特納指出的：“與18世紀後期的政治動亂（最著名的有法國大革命）相聯係，19世紀的法國社會學思想家十分關注社會秩序的維持問題。盡管每一位思想家提問題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我想他們都問及了類似的一些問題：社會為什麼和怎樣成為可能？什麼使社會聯結到一起？什麼導致社會變革”（特納，1987：42）。事實上，社會秩序問題是舊的社會製度行將就術、現代性早期工業化、新的社會生活和組織模式興起和確立所共同引發的問題。一方麵，前現代性的統治勢力退出政治舞台，傳統的經濟方式、政治體製、價值觀念和製度規範趨於瓦解。另一方麵，現代工業組織和體製的出現、資本的自由放任和原始積累的殘酷競爭和無情剝奪，不可避免地在市民階級內部造成自相傾軋和劇烈分化。城市勞工階層更處於危境之中，貿易情況改變、資源開發、技術變革等等原因，都會導致勞工階層職業狀況的變化。他們被迫選擇了社會流動，拋棄家園、移民異國他鄉，而就業和生活的困境仍然常常難以避免，兩大工業階級之間衝突的加劇勢所必然。西方工業化過程的非人性，及其所付出的巨大人員和社會的代價，在現代性早期史上留下了幽暗的一頁。所有這些，都使得工業社會秩序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因此，社會秩序提供了社會學研究展開的一個“軌道”（亞曆山大，2000），從社會整體係統的視角，社會結構、社會角色、社會分層、利益集團、社會衝突、社會失範和越軌行為，或從個人行動視角，社會行動、行動的主觀意圖、自我、生活世界、互動規則，等等，被攬入了古典社會學的理論範域。總體上看，對工業秩序的憂患到對現代性社會製度的診斷，古典社會學的進步價值信念構成了樂觀主義基調，如孔德視工業社會為曆史的終點、馬克思對人類解放遠景的構思、迪爾凱姆關於社會的有機團結與和諧的設想等等--後來它們與基督教、啟蒙精神、黑格爾的自由國家一起被後現代主義視為“解放敘事”、“曆史終結”的範例，而受到嘲諷和拒斥。